100年前，福特汽车推出的流水线是工业经济时代开启规模化生产的代表。与之前打造汽车的小作坊不同，福特发明的流水线把汽车制造分解成上百个环节，雇佣大量工人。每个工人只需要熟悉自己的那份工作，在流水线上保证每几分钟之内完成自己的工序。规模化生产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令人震惊。相比于几个匠人几个月敲出来一辆汽车，福特的流水线几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汽车，而且质量不再是参差不齐。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也意味着福特可以把第一款流水线生产的轿车ModelT的价格一降再降，确保福特工厂的工人也能买得起。

效率是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指标。效率与规模化生产相始终，规模化效率让生产更迅速，产品更便宜。大众商品价廉物美，大众消费因此得以日益繁荣。

那什么是效率呢？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技术缩短做一项任务的时间，或者说是用最少浪费的方式去生产产品、提供服务或信息，以及处理交易。过去百年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效率的提升所推动的。用更短的时间、最少的浪费完成任务的确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这也是新技术应用，甚至机器取代人类，背后的推手。

正因为有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效率，好的发明才能被带入千百万人家。虽然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但是要等到康宁玻璃可以每天制造出十万个、一百万个、几百万个灯泡的时候，电灯才真正地能被广泛使用。

不过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中，过于追求效率就仿佛唯GDP论一样，有可能以偏概全。效率是规模经济的抓手，但是当数字经济让个性化成为主流的时候，效率就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指标。效率执着于速度，但是过快的速度可能会影响人的判断力，过快的节奏、碎片化的时间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效率与创新，效率与适应变化，效率与风险，这一系列矛盾都需要去平衡。

是一味追求速度，还是要把握好节奏

对效率的执着，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显著。随时随地的互联让我们期待即时联通、即时处理、即时反馈，这种文化极大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越快的回复、越快的反应，就越好？人际交往或者工作中，实时响应是最好的方式吗？

《快思慢想》（ThinkingFastandSlow）中对人的思想过程做出了分析，提出人的反应有两套系统——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依赖直觉，是多年进化而来的产物，能够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危险（比如说捕食动物的靠近），也能够从多年的经验中感觉到变化（比如消防员能觉察到燃烧的大厦将倾）。但是系统一也有致命的缺陷，直觉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靠。系统一的决策因为是在很短时间内做出的，很可能是冲动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感情用事的，还可能反应过激。系统二则不同。它需要时间去思考，需要搜集事实、梳理证据、评判不同的论点，最终形成自己的判断。系统二让我们避免因为系统一的冲动而犯错。

但是，想要让系统二正常运作，需要的是时间，尤其是让情绪冷静下来的时间。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恰恰是时间，尤其是不受打扰的大块时间。时间变得日益碎片化，同时各大平台也在不断鼓励实时交流和即时满足，这些都让我们用来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把每个人的冲动——记住，冲动是魔鬼——发挥到了极致。

高效率所遮掩的是，我们的决策正在变得日益依赖几百年进化出来的本能，而不是大脑所赋予我们的深思熟虑。在过去一百年经济的巨变中，这种本能被证明是无法适应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经济好了，越来越多人会变得肥胖，罹患糖尿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动物本能对糖有着不断的渴求。在供给匮乏的时代，这种本能确保人类的生存；但是在一个供给丰富，而且食品生产日益工业化的时代，这种本能反而会成为工业化生产给人类带来“富贵病”的帮凶。

对此，《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Minimalism）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使用现代数字科技的三原则，强调千万不要被高科技工具带来的表面的效率提升所迷惑，对于一味追求速度所带来的物极必反，需要时刻警惕。

首先，对于每个人而言，时间最宝贵，新科技不是越多越好。越来越多的新颖工具也给每个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干扰，受干扰的碎片化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能忽略的，需要特别谨慎。

其次，对于新科技，尤其是互联互通的移动互联时代的新科技，一定要区分其工具性和其上瘾性，时刻警惕让人上瘾的新科技。善用新科技的人要优化工具，为我所用。

最后，使用新科技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被一时的效率推着走。不要某个工具能带来一定的好处，就要去尝试。如果没有主心骨，你就很容易被眼球经济大亨设计出来的各种耗费时间的陷阱所困惑，难以自拔。

对于移动互联所带来的实时沟通，最好的解药就是在高效率工作中掺些沙子，增加摩擦，降低效率。

比如使用微信，尤其是在工作场景中使用微信，就可以试着回归到电子邮件时代的那种非即时的沟通，给自己和团队的工作留出思考的时间。你所要做的就是自主确定一个回复微信的时间节点，而不是在收到任何信息之后马上冲动地回复。另外，你还可以重新捡起前数字时代的工具，比如说纸和笔，作为记录和思考的工具。纸和笔应该是人类文明进化发明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记录文字，记录思想。而一个人记录和写作，也是自己思考的过程。

在数字时代，高速度带来了表面的高效率，但同时可能压缩了思考的空间，也可能因为造成时间的日益碎片化而降低我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看起来事做了不少，但实际上做好的事并不多，还可能让我们因为上瘾而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千万不要被高速度快节奏所迷惑。重新拾起模拟（前数字）的思考与记录方式，看起来似乎效率较低，但恰恰因为它们简单，所以不会带来其他干扰，反而成为快速变化世界中最好的工具。

效率与创新的悖论：从麻省理工学院20号大楼说起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曾经有一栋并不起眼的大楼——20号楼，其实就是二战期间花很短时间建成的三层简易房，占地面积很大，原本在战后就准备拆除，却一直服务MIT六十年之久。和光鲜前卫的学科大楼不同，20号楼看起来太过平淡无奇，但这里却成为MIT校园中的创新摇篮，诞生了诸如BOSE音响等不少传奇公司。

20号楼可以说是效率的反面。它并不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空间，恰恰相反，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筒子楼，简陋、粗糙、混乱，但是可以被随意搭配。在这个混乱的空间里，不被各大学院重视的各色人等被安置了进来，每个小人物都觉得自己对空间有控制权，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去改造空间以符合自己工作需求，没有什么规矩限制。它甚至很像电影《重庆森林》里的那栋香港的重庆大厦，犄角旮旯中各色人等汇集，却能产生无尽的故事。

　　MIT20号楼之所以能成为创新、碰撞与协作的天堂，有三大原因——

第一，它的修建完全忽视外观，只强调实用性。也恰恰是因为其根本没有美观可言——电线和管道都是暴露在外的——在里面工作的人能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去改造内部空间，满足自己的使用需求。这种自由度有多夸张呢？你可能见过打通几个房间变成大的会议室的案例，但是在20号楼，曾经有一个实验团队，为了完成工作，把三层楼上下打通成一个通透空间。可以说，它是一栋最没有计划性的大楼，却时刻在混乱中涌现出秩序。

第二，它最大限度去鼓励偶遇、碰撞和协作。20号楼的内部房间号码比较混乱，外来的人一走进大楼就犯迷糊，要找到正确的房间，不多问几个人或者走几条弯路，根本不可能。但是，这样的混乱设计也增加了人们偶遇的机会，让创新和创意有被激发的可能。而且，和高层大楼不同，三层楼摊大饼的设计让这栋大楼没有电梯，却有长长的过道。职场中很在意“电梯间的沟通能力”，衡量的是一个人如果在电梯里见到了大人物，能不能在30秒这么短的时间介绍自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企业大楼里，在电梯里碰到领导或者其他部门的同事，你最多只有30秒钟介绍。但是在20号大楼则不同，你可能在问路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意思的人，可以在长长的走道里边走边聊天。这种聊天可能真正能把一些想法聊清楚，也可能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

乔布斯显然对偶遇和碰撞特别在意。在他最初设计的皮克斯动画公司大楼的蓝图里，圆形的三层建筑只有一楼设有厕所，安置在一楼大厅的四个角落。乔布斯想象着皮克斯各个部门的同事每天会好几次在入厕的路上碰上其他部门的陌生人，碰撞出新火花。虽然一名怀孕的女高管强调，自己无法适应上下楼的奔波，让乔布斯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在建筑设计中刻意去减少效率，增加人与人之间“摩擦”的机会，的确是增加创新的好方法。

第三，20号楼也是自下而上创新的典范。这里并不归属于哪个特定的院系，而被“放逐”到这里的研究者每个人却都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他们之所以被“放逐”，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太激进，不见容于主流。这些被放逐者来自不同院系，研究领域十分庞杂，也让跨界变得更容易。

传统的大学或者企业科研机构都在致力于创建跨学科/跨专业团队就共同议题联合研发的空间，20号楼就是这样一个鼓励跨界的空间。而因为缺少了顶层的规划，反而让草根的联合变得更容易。这里的庞杂与混乱，孕育了新的创见。

MIT的20号楼是一个极端的混乱与秩序矛盾共存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了自下而上从混乱中涌现出创新的机会。效率虽然是人类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是，过度追求效率就可能丧失混乱带来的好处，比如说邂逅与偶遇，比如说多元化。

当一切都在规划和掌握之中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偶然带来的惊喜。举个例子，当人人手机上都有导航之后，哪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们也不再会迷路。这种效率的提升是惊人的，但这样的效率也有代价。我们不再需要去问路，也不再会去理会其他陌生人的搭讪，我们虽然现身在陌生的环境中，却被各种熟悉的工具指引，可能也只会去访问被过滤后的信息所提供的建议。与陌生人，尤其是本地的陌生人的碰撞所带来的好处就没有了。

其实，MIT的20号楼被推倒重建成为一栋美轮美奂规划完备的新建筑之后，它的传奇也就结束了。新楼是一座特别富有设计感的现代建筑，却也挤走了自下而上从混乱中涌现出秩序的机会。

进化强调的是“适者生存”，

并不青睐最有效率的

大白鲨可能是海洋中进化出的最凶猛的捕食动物。成年大白鲨能长到接近7米长，3吨重，在水里游动的速度接近每小时50公里。它嗅觉灵敏，能闻到几千米外的一滴血的腥味，视觉敏锐，而且有夜视功能。当然，它更是一台吓人的捕食机器，血盆大口里长着7排300颗锐利的牙齿，而它的上下颚可以施加每平方厘米300公斤的巨大压力。

大白鲨是鲨鱼经过了千万年的进化而成的捕食机器，可以说在海洋里没有任何其他动物可以与其匹敌。但是，大白鲨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搁浅在沙滩上。沙滩上的大白鲨就好像没有任何保护的婴孩一样，可以任人宰割。

海洋在过去千万年都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样稳定的环境造就了大白鲨这样凶悍的捕食机器。环境不变，意味着自然选择的标准不变，大白鲨才有可能进化出最适应稳定的海洋环境的各种器官。不过这也意味着，一旦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大白鲨的器官越精密，它抗拒环境改变风险的能力也就越低，甚至可能面临灭绝的风险。

借助进化论的视角，可以分析为什么有许多企业在抵达巅峰之后突然一蹶不振，甚至一败涂地。

诺基亚就有过这样一段搁浅的经历。以至于当诺基亚的现任董事长被问及那段从全球手机之王的宝座上暴跌下来的经验时，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形容：“成功是毒药。”诺基亚曾经就是一头所向披靡的大白鲨，在其最鼎盛的2005年前后，它的市值超过了2900亿美元，手机销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40%。硬件上的绝对优势让诺基亚对软件掉以轻心，它没能预料到苹果智能手机的崛起，更没有想到整个手机的生态圈，也就是它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巨变。之后的故事，就不需要再赘述了。但是还好，这家成立了150多年的老店并没有被拍死在沙滩上，出售了手机业务再加上几番成功的并购让诺基亚又重整为电信设备提供商，虽然市值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但是在5G即将来临的时代，它仍然是竞争者之一。

通用汽车也曾经是汽车行业中的大白鲨，但是在2017年，通用汽车的市值被造车数量不到它百分之一的特斯拉超过。甚至有人预言，传统的汽车厂在电动车、自动驾驶和智能出行等领域，很可能被新入行的挑战者所超越。

通用汽车还远没有到要搁浅的地步。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甚至断言，通用不再会有被拍在沙滩上的风险，因为它更像是“进化中的哺乳动物，而不是垂死的恐龙”。相比之下，德国的豪车三剑客ABB（奥迪、奔驰、宝马的简称）可能距离浅滩更近。如果未来十年，汽车真的会成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轱辘上的电脑”的话，那么ABB经过多年进化出的那些必杀技，比如说机械设计的能力、复杂工程制造的能力，都可能像大白鲨的血盆大口那样在沙滩上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用进化论的视角来看企业的竞争与发展，不难得出，企业的进化是对过去环境的适应。一个产业环境越稳定，产生大白鲨的几率也就越高。但是当环境发生巨变的时代，原先精致的进化就可能变成不合时宜的累赘。如果企业没有储备一些变异和多样化的能力，那么成为大白鲨被拍在沙滩上的机会也就越大，柯达和黑莓就是两个不远的例子。通用为什么还能进化？因为它的董事会在看到特斯拉的第一辆电动车的时候就做出了制造量产电动车Bolt的决定。

面对可能来临的环境巨变，变异和多样化是最好的保险策略。

在效率的驱使下，人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在过去四百年几乎是天翻地覆的，但这种改变最大的风险恰恰是单一作物取代多元化生态圈所带来的抗风险能力骤减的危险。

举一个单一作物推广的案例。大航海时代，给农业带来了很多新物种，从新大陆引进的土豆在欧洲被广泛种植，成为最价廉物美的主食（英国最著名的菜就是“鱼加薯条”），推动了欧洲大陆人口的激增。农业领域内单一作物的大规模推广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土地增产源自单一品种推广的高效率，但这也打破了田地里农作物多元的平衡。当土豆成为很多地方的单一作物时，遭受病虫害侵袭的风险也就变得特别大。1845年在爱尔兰爆发了大规模病虫害导致土豆大规模歉收，灾荒持续了五年之久，俗称马铃薯饥荒。五年内爱尔兰人口锐减四分之一，其中除了饿死病死的人之外，还有大约100万人移居美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的不是最有效率的生存，而是效率与多元之间的平衡。合适，应变，快速适应新的环境，如果套用在商场上，就是衡量不断进化的准绳。中国古老智慧中也有“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什么事情都不能推导到极致，要留下回转的余地，也就是留下未来改变的空间。

在面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效率这一工业时代最重要的衡量指标。而所有的思考都指向一个结论，在从工业经济向数字时代的大转型中，不再需要效率一马当先，有时候在高效的机器里掺些沙子，给飞快运行的系统加些阻力，在数字生活中保留一些前数字时代的习惯，反而能收效更多。有时候不一味去强调规划，给偶遇和碰撞留下空间，可能更有利于创造。有时候不追求大一统，而是给多元生长留下机会，会增加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度。

数字经济时代，将是一个去规模化的时代，也将是一个个性化定制化的时代。效率的提升仍然会是推动进步的一元，但是在这一元之外，更加多元的衡量工具会被更多人采纳，这将增加数字时代的精彩。

（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被人忽视的大家伙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游戏著作权侵权方面的研讨会。当时，会议的主办方为了让参会者更好地了解游戏行业的现状，专门请了一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游戏主播来作现场展示。这位主播目测也就二十岁上下，其貌不扬，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主办方却安排他第一个发言。显然，这个安排是不太符合学术研讨的规矩的——通常，这种研讨会应该是年长德高的老专家先开场，然后再按照参会者的资历依次发言。这样的安排让在座的几位专家开始面露不悦，但这位主播显然没有照顾在座听众的感受，只是自顾自地一边操作游戏，一边以他习惯的方式介绍游戏，激动之处，还不时冒出几句粗口。一顿操作猛如虎后，他结束了演示，一收手提电脑就匆匆离开了会场，似乎连礼节性的道别也没有留下。

有一位参会的专家终于坐不住了，拍案而起道：“你们怎么请了这么个没礼貌的人来？年纪不大，排面倒不小！”面对愤怒的专家，主办方代表只好陪着笑脸说：“您别生气。这位主播在业内是排名数一数二的，年收入据说上千万。按照他的时薪计算，他刚才那会儿演示，就相当于给我们捐了万把块钱了。”专家听后，先是一怔，随后喃喃道：“这么高收入？那和他比起来，我不就是个贫困户了吗？”沉吟片刻，他问道：“那这么说，现在游戏这个产业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喽。我想，快和电影差不多大了吧？”看得出，他的这番话有点转移话题、为自己解围的意味。但一边的另一位专家偏偏没体会到这层意思，马上接了一句说：“现在电影产业的产值，还不到游戏业的一个零头吧。”于是，现场又陷入一片尴尬之中。

说电影业产值只有游戏业的一个零头，显然是有些夸张了，但游戏产业的体量要远远大于电影产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伽马数据（CNG）联合发布的《2018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2018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144.4亿元；而根据国家电影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电影的总票房为609.76亿元。虽然从严格的统计学角度，这两个数据并没有直接可比性，但用来粗略对比两个产业的体量状况，应该已经足够了。

如果要从对社会的影响角度分析，那么游戏的影响更是要远远大于电影。我们可以简单算笔账：按照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电影的观影总人次是17.16亿，按照每场电影2小时计算，整个电影业占据观众总时间不过34.32亿小时。而同期，我国仅手游玩家就达到了5.98亿，即使我们假设每个玩家日均游戏时间只有十分钟（事实上，从我可以搜集到的行业分析报告看，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要远高于这个数值），那么手游所占据的玩家总时间也达到了363.78亿小时！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业早已不再是很多人印象中那个可有可无的小产业了。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我们都应该正视这个一直被人忽视，但正在飞速崛起的“大家伙”。

游戏江湖里的玩家

游戏业是一个庞然大物，这个产业内的关系也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为了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我们不妨先从这个行业的产业链说起，来看一下在这个产业中，究竟有哪些参与者，他们又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职能。

从整体上看，游戏的产业链并不算复杂，除了用户外，参与产业链的核心角色主要有六个：IP持有者、开发商、发行商、渠道商、广告平台和媒体支持。当然，对于一些特殊类别的游戏，还会有一些特殊的角色参与，例如对于主机游戏来说，硬件，尤其是主机的供应商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要分走很多利润。此外，随着产业的发展，现在整个游戏的产业链也在逐渐延伸，如前面提到的游戏直播，还有由游戏衍生的电视、电影、周边产品等，也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不妨花一点时间来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关键的角色——

在整个产业链的最上游，是IP持有者。“IP”这个词现在很时髦，动漫、小说的人物，都经常被称为“IP”。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的缩写。我们知道，一个游戏要成功，角色形象和剧情安排是极为重要的。为了获取这些资源，游戏开发商要么去找当下流行的作品蹭热点，要么就干脆找人自行设计。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需要和IP持有者打交道。可以说，好的IP就是游戏的灵魂。也正是如此，IP持有者虽然未必直接参与游戏开发，但却具有不少的话语权，可以对开发者提出各种要求，来维护IP固有的形象和气质。IP持有者的盈利方式主要是授权费和分成。根据IP的人气，他们可以获得的分成各不相同。据说，一些成功的IP持有者的分成可以达到游戏总流水的5%~10%。

从IP持有者往下，就是游戏开发商。在整个游戏产业链中，开发商的任务是最终的，因为他们是整个游戏的缔造者，整个游戏的开发、更新和维护都要由他们来完成。但是，责任最大未必来钱就多，开发商能不能赚钱主要还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实力和知名度。在市场上，有大量不知名的开发商只是扮演了外包任务承担者的角色，所能得到的就只能是十分微薄的开发费，不能从游戏的流水中分成。而一些品牌较大、知名度较高的开发商，则对发行商具有高度的议价能力，不仅可以从后者那里获取版权费用和开发预付金，还可以参与后期的利润分成。平均来说，开发商在整个游戏产业链中获得的分成大约为20%左右。

顺着产业链再往下，就是游戏的发行商。这个角色直接沟通了开发商和渠道，是让游戏实现从产品到收入的“惊险跳跃”的关键力量。为了利润最大化，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从比较后台的数据分析、产品优化，到前端的渠道接入、广告宣传等，都是他们的工作。平均来看，这一角色在整个游戏产业链中获得的分成大约和开发商相当，也在20%左右。

紧接开发商的，是渠道商。有一句话叫“渠道为王”，它直接面对最终用户，是游戏变现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在整个游戏产业链中的分成也是最高的。平均来讲，游戏收入的一半左右会归于渠道商——当然，根据具体的游戏性质，这个数字会有一些上下波动。渠道商可以分为线上的和线下的，在游戏业发展初期，线下渠道商是最重要的，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线上渠道已经成为了最为关键的渠道，其分得的收入当然也是最高的。

媒体和广告在游戏产业链中也相当重要。它们做的主要是2B业务，分的主要是发行商的钱，其主要任务是对游戏进行宣传，增加用户对游戏的认知度。由于一些知名媒体和广告平台可以大幅增加游戏的销售额，所以它们从游戏产业链中获得的收入也会不菲。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讲，整个游戏产业链可以分为上面这些角色，但在现实中，这些角色之间往往是彼此交错的。以我们熟悉的腾讯和网易为例，它们就一肩挑起了上面的几乎所有角色，有时还自己造IP、做直播、创造游戏衍生产品。对于这样的企业，我们就实在很难清楚地区分它们到底属于产业链上的什么角色，或许统称它们为游戏业巨头是更为合适的。

四个江湖，四种玩法

据说，在玩游戏的人当中存在着一条鄙视链：玩主机游戏的鄙视玩PC游戏的，玩PC游戏的鄙视玩手游的，玩手游的鄙视玩页游的。我曾经请教过一位游戏研究者，这条鄙视链是怎么来的。他的回答是，这条鄙视链是基于游戏玩家的专业性来划分的。据他介绍，玩家越是专业，对于游戏的画面、流畅性等特质的要求就越高。由于游戏主机是专门为游戏设计的，因此它们在运作游戏时的表现也就最好，但为了获得这种良好的表现，玩家就必须专门购买价格不菲的主机。基于这个原因，相比于其他类别的游戏玩家来讲，主机游戏玩家对游戏的真爱往往更多一点，其专业性水平也要更强一些。相比于专业的主机，PC在游戏的呈现方面就要差一些，其操作体验也有所欠缺。但是，由于现在PC的性能足够强，因此它们依然可以运行很多大型的游戏，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讲已经足够了。相比于主机和PC，手机对游戏的支持就要差很多，大型的、复杂的游戏都很难在手机上得到完美的呈现，因此在专业玩家眼中，手游当然就没有什么意思。至于页游，在专业玩家看来，那就只是用来“杀时间”的工具，除了“开门一条狗，装备全靠打”的简便和“一刀八十八级”的快感外，基本没有什么特点可言。

我不清楚这位游戏研究者的解释是不是准确——事实上，作为一个处于这条鄙视链下游的手游玩家，我也不太认同这条鄙视链本身。不过，从他的解读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虽然都是游戏，但是不同游戏的玩法却是截然不同的。而在这背后，不同角色从游戏中的获利也就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逐一来看一下，不同游戏的“玩法”。

1、主机游戏

先看主机游戏。相比于后面几种游戏，主机游戏是最早被人们所熟悉的。相比于后来的各类游戏，主机游戏的特色是十分鲜明的：首先，如前所述，为了玩主机游戏，玩家必须先购买硬件。这决定了硬件的生产和销售在这类游戏的产业链分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在主机游戏中，产业链是高度整合的，游戏开发商、游戏发行商、硬件提供者、IP持有者角色通常是合一的。像任天堂、索尼、微软这主机游戏的“三巨头”，就都同时扮演着所有这些角色。这种角色的合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造成的。在游戏业的早期，整个市场并不大，因此分工并不能带来十分明显的效率，游戏的开发商就只好独立打造整条产业链。而由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利润都很丰厚，这些已经形成的巨头也就没有将业务独自拆分的动力了。再次，相比于PC游戏和手游玩家，主机游戏的玩家对于游戏自身的体验更为关注。我们知道，主机游戏诞生于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游戏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单人排解寂寞，而没有像后来这样的社交功能，也不存在网络外部性。这种特征决定了游戏卖家要赚钱，就要从游戏本身去做文章，强化游戏本身的质量。由于主机游戏的不少开发商通常也是游戏硬件的开发商，因此对游戏的精益求精和对主机性能的要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主机游戏上表现地非常明显。这种发展的后果就是，主机游戏对游戏的呈现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类别的游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吸引的用户往往是那些重视游戏本身，而不重视社交等其他属性的玩家。最后，与其它游戏主要侧重线上渠道不同，线下渠道在这类游戏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机游戏当中，平台竞争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我们知道，像任天堂、索尼这些公司，都是游戏硬件提供者，它们所制作的主机就是游戏的平台。无论是它们自己的产品，还是其他发行商的游戏，都需要经过这个平台才能和用户发生交互。因此，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控制住平台，尽可能发挥平台的吸引力就很重要。为了做到这点，这些公司不仅在主机质量上狠下功夫，还会普遍实施不兼容的策略。对于自己制作的一些热门游戏，它们通常不会在其他平台上发行；而对于一些独立发行商的游戏，它们则会尽力争取，要求它们只在自身平台上发行，或者至少率先发行。

2、PC游戏

再看PC游戏。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购置个人电脑并不是用来专门打游戏的——至少从笔者本人的经历看，二十多年前说服父母给我买电脑的原因是为了学习，而游戏只是我私下“发展”出的一项功能——从这个角度看，PC玩家在专业性上确实不如专门砸钱买硬件的主机玩家。但正是这种不专业，让PC游戏的玩家数量要远远多于主机玩家。

由于PC现在本身的性能很好，因此其可以支持的游戏类型是多样的。它可以像主机那样，支持一些高性能的单机游戏，与此同时，更可以支持那些网络化的游戏。由于支持游戏的类别不同，PC游戏的盈利模式也更为丰富。在PC游戏的早期，单机游戏是占主导的。在这个阶段，其盈利模式和主机游戏类似，都是以卖产品为主。不同的是，在这个市场上，不存在着硬件平台的冲突，因此游戏的发行者只是发行者，不需要承担平台运作者的职能，也无需考虑游戏兼容性等复杂的问题（当然，对于同时在主机和PC上发行的游戏，发行商仍然需要思考这些问题）。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PC端的游戏逐步发展了一条和主机游戏截然不同的盈利模式：“免费+游戏内付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新的模式呢？原因就在于在互联网发达之后，人们玩游戏的目的已经从单纯的个人娱乐转向了社交，玩什么并不重要，和更多的人一起玩才是重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游戏的网络外部性就变得很重要了。一个游戏只有吸引到足够的游戏玩家才能保证它对新的玩家有更多的吸引力，才能让它立于不败。那怎么吸引玩家呢？要么提高质量，要么降低价格。在这两个选择中，提高质量是不划算的，不但会抬升成本，在给定PC性能的前提下，还会降低游戏的流畅度——关于这点，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在玩网游时开了最高画质后卡死的情形就知道了。既然提高质量不行，那么就只能降低价格了。当然，玩家也不要真以为免费的午餐就好吃。一旦入了“坑”，商家收钱的办法有的是，装备、皮肤、经验……都可以收钱。由于网络游戏是交互的，所以很多在现实世界里不怎么舍得花钱的人，都愿意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解囊购物。所以，尽管PC游戏往往打着免费的招牌，但它们从玩家那儿获得的收入其实要比主机游戏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产业链角度看，PC游戏和主机游戏十分类似。一些大型的公司也会将产业链进行整合，从而扮演起开发、发行的综合角色。不仅如此，很多公司本身就是从门户、社交等切入游戏的，因此它们也同时整合了渠道、广告等业务。当然，这是对于大型的游戏企业。在PC端，除了大企业外，还有很多体量较小的游戏开发企业，它们要么为大型游戏发行商代工，要么寻找独立的发行渠道。在这个过程中，就演化出了分发平台这种角色。目前，Steam是PC端最重要的分发平台，尽管它发布的都是小众游戏，但所谓聚沙成塔，它上面产生的总流水也是不可小视的。

3、手游

从某种意义上说，手游可以看作是PC游戏发展的一个继续。由于在对游戏性能的支持上，手机不能和主机及PC相提并论，因此手游就干脆抛弃了对游戏性能的追求，转而将游戏的网络化特征发展到了极致。只要我们打开Appstore看一眼就可以发现，在供下载的手游里，几乎都是联机游戏，侧重体验的单机游戏几乎屈指可数。当然，这一点也不难理解，谁又会在只有一个巴掌大的屏幕去追求精美的画质，体验迷人的剧情呢？有人一起玩，有更多的人一起玩，在更多人面前玩得有排面才是正道！

基于这个特征，手游继承并发扬了PC游戏中发展出来的“免费+游戏内付费”模式。通过免费吸引足够的游戏人群，培养游戏的网络外部性，然后再在游戏内部把钱赚回来。与PC游戏相比，手游通常会更好地和手机上的其他App结合，打造更好的互动体验。例如，腾讯系的游戏就可以和自己的微信好友、QQ好友一起玩，这不仅可以让玩家玩出更多乐趣，更可以大幅提升游戏的粘度。

从盈利的角度看，手游的吸金能力要远远强于前两者。根据著名第三方市场情报研究机构Newzoo发布的报告，在2018年，手游的总收入在整个游戏行业中占的比例达到了51%，可谓掌握了半壁江山。像《王者荣耀》等明星游戏一年收入几百亿的例子，恐怕也是主机和PC游戏发行商难以想象的。

由于手游对游戏本身质量的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出于成本控制的需要，发行商往往会选择将重要环节外包出去。例如，腾讯和网易这两大巨头就经常代理国外的游戏，这事实上就是外包了开发环节，自己只控制利润最高的发行和渠道。而像IP等环节，则往往是独立的——反正什么剧火了，什么小说火了，临时做个游戏就成，不求拥有，只求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手游对游戏的质量要求相对较低，开发成本也相对较小，因此游戏的开发商就相对较多。这使得手游的开发市场呈现出了同主机、PC完全不同的市场结构。如果说主机游戏和PC游戏的开发市场更类似于经济学上说的寡头市场，那么手游的开发市场就更加类似于完全竞争。当然，过度的分散也让游戏的开发商没有能力自己从事发行和营销，因而只能求助于分发平台。在这种背景下，游戏分发平台的地位就变得很高，它从游戏中的抽成也就相当可观。其他例子不说了，单单想一下Appstore里那30%的“苹果税”，分发平台的强势就可见一斑了。

4、页游

在不少人眼中，页游是一个奇葩的存在。它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只有浏览器里跳出，然后马上被关闭的弹窗而已。有人甚至会问，这样的游戏还有人玩吗？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根据Newzoo的报告，2018年，页游在全球游戏市场的收入中的份额大约为3%，尽管比例不是很高，但考虑到全球游戏市场几千亿美元的体量，这个收入也是不可小觑的。

那么，页游的收入来自哪儿呢？一是充值，二是广告。或许有人不明白，像页游这样粗陋的游戏，怎么还会有人充值？其实，这才是页游设计理念的精妙之处。页游针对的目标群体，其实是那些不太适应激烈游戏，不愿专门花精力去下载游戏，更不愿意精心耕耘的“佛系”玩家。这群玩家主要是什么人呢？不少是人到中年，反应力已经有所下降的人。可别小看这些玩家，尽管他们玩游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杀时间”，对胜败的追求已经很少，但人家有消费能力啊！曾经有报道称，甚至有玩家为玩页游，一下子充值十多万。像这样的玩家，就是页游最重要的金主。此外，页游还有很强的广告功能。事实上，很多页游本身就是某些产品推出的广告。在H5技术发展之后，这一趋势似乎正日益明显。综合这两个原因，页游不仅活着，看来还活得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页游看起来比较低端，但它其实体现了一个先进的理念，那就是打开就玩，玩完就走，不必下载，不占资源。这个理念，可能正在掀起足以改变游戏行业的新一轮风暴，而这场风暴的发源地，则来自云端。

风暴来自云端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主机到PC，再从PC到手机，随着硬件载体的变化，游戏其实一直在性能和参与度这两个指标之间来回权衡。要游戏的性能高，就实现不了太多人的参与；而要参与的人多，就难以保证游戏的性能。除此之外，这些游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法跨平台玩。如果你在一台PS4Pro上鏖战累了，想换个战场，在手机上继续征战，那对不起，此路不通。事实上，除了页游之外，其他几类的游戏都只能在自己独有的载体上玩。页游嘛，倒是可以跨平台，在手机、PC上都能玩，还不用安装，但那画面……嗯，你懂的。

那么，能不能有一种游戏，可以有主机游戏的优质画面和流畅度，有PC游戏和手游的参与度，还能像页游那样不用安装？现在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有希望的。

在不久前的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上，腾讯的工作人员向听众们进行了一次展示。他打开一个网页，进入了一个游戏界面。但这个游戏并不是粗制滥造的页游，而是画面精美的大型游戏《天涯明月刀》。经过试玩，游戏的运作十分流畅，几乎没有卡顿。据工作人员介绍，《天涯明月刀》这款游戏如果要完全下载，大约要有17G的空间，完全安装的话更要32G空间，这对于硬件的要求不小。而如果要打开所有画质特效，那么运行的流畅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但现在，他们并没有把游戏放在本地，而是放在云端，玩家只要能打开网页就能进行游戏。

尽管根据腾讯方面透露的消息，类似的“云游戏”技术要完全成熟，可能还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它展现出的图景却可以勾起我们无穷的想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跨越不同的游戏载体，在享受优秀游戏体验的同时，与朋友一起完美分享游戏了。无疑，这对于整个游戏行业而言，是颠覆性的革命。

不过，未必所有人都会喜欢这场新的技术革命，因为它在带来美好游戏体验的同时，也可能砸掉不少人的饭碗。在这场变革中，硬件制造商很可能是遭受打击最大的。如果一个网页就可以玩游戏，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购买高性能的主机，或者显示功能良好的PC呢？即使是手机，除了显示功能外，计算能力恐怕也会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吧。如果是这样，硬件在游戏市场中分得的那一杯羹可能会急剧减少。另外一个遭受打击的群体可能是小型游戏开发商。现在，他们还可以给手机开发一些简单的游戏，满足人们打发时间的需要，但如果人们在手机上也可以玩到更高性能的游戏，那么这部分生意或许就会大幅下降了。开发商市场由竞争化转向寡头化可能会是一个趋势。

而在游戏产业利益格局剧变的同时，那些掌握了云计算实力的互联网巨头很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借助技术变革，他们不仅可以做大现有的PC和手游市场，还可以轻易进入过去难以涉足的主机游戏业务，从那儿抢占到巨大的市场，真正成为一统江湖的王者。

目前，很多互联网巨头已经纷纷入局云游戏产业。除了我们熟悉的腾讯外，国外的巨头谷歌也大举进入这一市场。在今年3月的游戏开发者大会（GDC），谷歌就高调推出了GoogleStadia云游戏平台计划，并宣布了好几款将要登录这一平台的热门游戏。同时，面临云游戏冲击最严重的主机制造商也开始了自救。索尼等公司目前已经开启了游戏云端化的进程。

当然，一种游戏的普及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从现在的形势看，云游戏要真正全面崛起，恐怕还要解决好很多问题，例如时延、显示等。从这个角度看，云游戏的发展，恐怕还需要边缘计算、5G、高清显示等先进技术的助力，而反过来，云游戏又必定会为这些新技术提供巨大的应用机会，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商机。

未来虽还未来，但它已经可以被看见。这应该就是游戏江湖未来的模样。

（图文杨安泽竞选网页）

在民主党2019年的初选中，美籍华人杨安泽（AndrewYang）已经比人们预料的走得要远，并且很有可能还要走出更远。

杨安泽出现在20名民主党人的总统竞选人当中，令华人大为兴奋。不过，杨安泽并不是第一个参加竞选的华人。早在1964年，美国首位华裔参议员，夏威夷的共和党华人邝友良（HiramLeongFong）即获得党内提名，成为共和党的初选候选人。邝友良亦是美国首位亚裔总统候选人，两次参加了总统竞选，另一次是在1968年。

杨安泽早期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华人家庭的孩子类似：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教育传统、名校毕业、一份体面而令人羡慕的工作。

杨安泽的父母来自台湾地区，其父是物理学博士，其母是统计学硕士。出身于这样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杨安泽在学业上的道路早早被父母安排妥当。他高中时期就读的菲利普·埃克赛特（PhillipsExeterAcademy）学院是新罕布什尔一所历史悠久的精英住宿学校。这类住宿学校是华人子女一早可以获得的最优资源：一方面，学校有严格的教育和悠久的声望；另一方面，则有来自校友的丰厚社会关系。杨安泽不负家族所望，从寄宿学校毕业后进入常春藤布朗大学，在取得布朗大学的文学士学位以后，又在另一所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获取法学博士后，杨安泽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从事公司并购方面的事务。但他很快就厌倦了乏味重复的文案工作，哪怕有高薪和漂亮的工作环境。五个月后，杨安泽辞掉工作，开始自己进行创业。2004年，杨安泽加入另一家创业公司，一个小型的GMAT备考机构——曼哈顿备考，并且在2016年出任其CEO。2009年，美国备考权威公司卡普兰收购了曼哈顿备考，而杨安泽则在公司被收购以后继续留任公司主席，直至2012年年初辞职。

2011年，杨安泽成立了非营利性公司“为美国创业”（VentureforAmeri－ca），旨在为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们提供去美国各大城市创业的技能和机会。2012年，杨安泽被美国财经杂志评为“全球100名商界创新人士”，并在同年，被奥巴马政府选为“变革的冠军”（ChampionofChange）。2015年，杨安泽还被选为“总统环球创业大使”。

杨安泽的竞选之路始于2017年，不过他的政治抱负在他开始“为美国创业”之时，就已经非常明确。“为美国创业”的开办意图是帮助更多的年轻精英获得专业培训，从而使得这些精英能够去到二、三线城市发展，并为这些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理念多少有些救世的英雄色彩，也凸显了他对年轻的美国人的期待。

杨安泽不太寻常的创业之路和其后的两本著述：《智者应该去建设》（SmartPeopleShouldBuildThings），以及《普通人面临的战争》（TheWaronNormalPeople），显然是有心进入政界的年轻人向众人发出的信号。这条道路正是奥巴马曾经走过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去芝加哥做社区组织者，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我父亲的梦想》（DreamsfromMyFather），然后竞选参议员，直到最后成为美国总统。

杨安泽的参选之路比奥巴马还要快捷。他是一个创业者，有些公益机构的经历，但是几乎毫无从政经验。他能如此迅速地站到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台上，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今日的民主党群龙无首，放眼找不到一个可以孚得众望的选举人；第二个原因则是特朗普的获选。特朗普在2016年击败希拉里，震惊了所有人。他的商人背景，他无所顾忌的言辞，仿佛告知众人，其实当选总统并不需要一定的资历，也不需要依照一定的规则。如果特朗普在三年以前能够以这种违背常理的方式取胜，那么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参选，也有可能成为竞选的黑马。

与其他候选人及媒体的蜜月期

杨安泽的竞选议题非常简单，自动化重塑劳动力，许多人将因此失业，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每月给每个18至64周岁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UniversalBasicIncome）。伯尼·桑德斯也是以简单议题引得众人的关注。2016年，桑德斯以免费医保及免费教育的竞选纲领吸引了无数支持者。杨安泽透露，2016年的初选中，他把选票投给了桑德斯。观今日杨安泽的竞选议题，可以看出他在许多方面分享了桑德斯的理念。不过他把自己包装成未来世界的拯救者，要将美国从机器人手中解救出来。

杨安泽在第一轮的竞选辩论中讲话时间不足3分钟，在第二轮的辩论中大概不足9分钟，是所有竞选人中说话最少的。略显尴尬的平淡，却使他在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场中平安过关而将进入下一轮的辩论。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究其原因更可能是他尚未对别的竞选人造成威胁。竞争对手对他不以为意，媒体只是对他有所好奇。

在身份政治风行的今天，杨安泽其实具有先天的优势，他的少数族裔的面孔使得他能够避免被攻击为种族主义者。杨安泽没有从政经历，这似乎也成为一种优势：没有可以被涂抹的历史，也就没有政治包袱。另外，杨安泽还具有亚洲人的温和，在初选辩论中，既不见他咄咄逼人地攻击旁人，也不见别的竞选人对他进行质疑和谴责。

这也许就是杨安泽目前的竞选策略：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素手，首先须得稳住阵脚，才能平安进入后期。名望稍高者如拜登，一上阵就成为众矢之的，先有哈里斯攻击其近半个世纪前的行为，后有白思豪和科瑞攻击其医疗健保。拜登老态疲态突显，言辞含糊，几乎令人怜悯。而哈里斯在攻击拜登以后，支持率则一度大涨。然而好景不长，在第二轮辩论中，她又成为他者的攻击对象。

声誉渐起的杨安泽，目前似乎很享受和其他候选人及媒体的蜜月期。他屡屡出现在媒体的专访中，无论是偏民主党的媒体，还是偏共和党的媒体，只要受邀，均高高兴兴地亮相，知名度渐渐打开。但是，杨安泽必须为他的后几轮辩论做好准备。当场上的对手减少，杨安泽的形象渐渐清晰，他终将会要面对强硬的竞争对手和不留情面的媒体。

全民基本收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局限

“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简单可笑，有点儿像是一拍脑门而想出来的，不过事实上，这个政治理念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

“基本收入”的目的在于以一种公平的原则，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生存困境。这样的理念最早出现在16世纪。托马斯·摩尔在《乌托邦》（U－topia）一书里指出，“世上一切惩罚都无法制止偷窃，如果偷窃是人们获得食物的唯一方式。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更能解决问题。”1776年，托马斯·杰佛逊提议政府向无产业者提供50英亩的土地，用于耕作。18世纪后叶，托马斯·佩恩提出了类似于基本收入的“基本租金”法，即政府向年满21岁时的每一个年轻人提供15英镑，用于他们去开启世界；而满50岁后，每人每年都可获得10英镑，用以安度晚年。19世纪末，当时活跃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也提出类似观点，呼吁“不征税，人人享有养老金”。

到了20世纪，基本收入的概念不断被人们提及，倡议者和拥护者层出不穷，包括哲学家罗素、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尼克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社会科学家查尔斯·穆瑞（CharlesMurray），以及马丁·路德·金。

美国自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各种问题接踵而至。自由派和共和党人都曾关注过UBI的政治理念，试图以此来替代社会福利系统。穆瑞在2006年出版了《在我们手中：替代福利的方案》，在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UBI，要为每个满21岁的美国人分发10000美元的年收入，以此取代社会福利体系。美国社会福利系统是民主党从罗斯福开始，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所以总体来说，民主党反对UBI。

在这次初选中，人均1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无论是让人侧目还是令人瞩目，都让选民们记住了杨安泽这张亚裔面孔。亚裔往往和学霸相关联，尤其是数学学霸。这种学霸称谓，对于少年亚裔来说，往往是不愉快的经历，因为这意味着被认为只知埋头读书。不过杨安泽不以为意，甚至将此化作一道光环。他自称是懂数学的亚洲人，非常以此为豪。而他的拥趸者们，则将“数学”的字样印上棒球帽，在“数学”的欢呼声中，宣称对他的支持。

杨安泽自诩的数学才能会帮助他在竞选之路上走多远呢？可以预料，在九月的第三轮辩论中，他会遇到真正的数学考试。1000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为了夺人眼目而随意挑选的一个数字，很容易使人们想起2011年共和党的初选。当时自由主义者赫尔曼·凯恩（HermanCain）提出了999方案，即9%的消费税，9%的个人税，9%的公司税，一时间成为媒体宠儿，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会疑问，为什么不是990美元或1100美元？而无论是从国家预算，还是从个人消费的角度，这个疑问都难有答案。

当然就具体数字论事，显得过于苛刻。但是我们姑且以1000美元来进行推论，保守的估算，实施UBI至少需要2.5万亿到 3万亿美元的资金。2018年美国的财政预算4.1亿万美元，财政收入大概只有3.3亿万美元，年赤字达7000亿美元。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将近22万亿美元。不断增加的债务令人心生恐惧，若再增加2.5万亿美元的赤字，国家财力基本无力支付。所以无论UBI在理论上如何能解决诸种社会矛盾，人们仍然禁不住要疑问，在现有的情况下，资金来源于何处。

杨安泽的解释首先是，UBI增加了民众的收入，因此人们会更多地购买，而购买则可以产生税收。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多数民主党人认可。杨安泽试图用增值税（VAT:ValueAddedTax）来解决资金来源，就是说商品在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被征收10%税款。但是这种形式的税收，在事实上向低收入的人征收了更多的税，而被认作是累退税（RegressiveTax），而非向高收入人群多征税的累进税（Pro－gressiveTax）。他还将目标指向美国的大公司，不止一次地指称，亚马逊利润丰厚，但却未缴纳联邦税。他认为向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征税，将获得好几千亿美元的资金。

这里其实存有重大的误导。美国联邦税收的结构是，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51%，工资税占35%，而公司所得税只占6%，其它各种税收占8%。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在税收方面的职能，更多地在于雇佣，而非缴纳所得税。以亚马逊为例，2018年的公司雇员达到64.75万，因此而缴纳的工资税构成了联邦巨大的工资税收。同时，如果各种环节的税收增加，亚马逊的服务费就不可能如今天这样的低廉。

在进一步解释资金来源的时候，杨安泽将领有社会福利的人排除在外，不能既领取福利，又获得基本收入。目前，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大约6000亿至7000亿美元，所以UBI可以因此而减少6000至7000亿美元的支出。不过杨安泽为领取社会福利的人安排了一种选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领取福利还是领取基本收入。

这样的政策，显然包含着另一种不公平。在每一个层面的人都得到额外收入的时候，社会最底层的人反而没有获得这笔额外收入，这更加拉大了底层与其他阶层的距离。然而因为10%的增值税层层递加，当商品最后进入消费者手中之时，商品的价格实际会上升许多。这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实际支配到的收入无疑比原先更少，所以有人认为，UBI盗窃了社会福利。

UBI的细节使一些民主党人愤怒，他们认为杨安泽的UBI侵蚀了福利制度并且进一步碾压了穷人。这些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所需要的候选人应该把权力从资本家转到工人阶级手里，而不是用每月微薄的支票和高额的销售税来取代福利。

基于人道关怀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际上只是一种停留在理论上的政治概念，旨在纠正现代福利系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漏洞。现代福利系统的理念与UBI相近似，但是其在设计上的不合理带来了一些问题，包括腐败、欺骗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福利享受者无意于找寻工作。杨安泽认为，UBI不仅能够解决一个自古存在的难题，也能够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AI：ArtificialIntelligence）时代。未来理论对年轻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吸引了许多软件工程师。特斯拉CEO马斯克对AI的发展深有担虑，他一再告诫人们，在AI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慎行。马斯克在民主党的选手中，看到了与他一样为未来而担心的杨安泽，遂对他抱有好感，公开表达了对杨安泽的支持。

UBI听起来合理诱人，但在实施方面却有诸多困难，并且始终没有获得成功。2017年年初，芬兰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实践，向2000名随机挑选的失业人员发放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获取这份收入的人群，不受有无工作所限，即使找到了工作，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基本收入。这一实验可谓全球瞩目，各国政府和许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期待实验结果。因为如果成功，它不啻为解决贫富不均的一剂良药。然而2018年年初，芬兰政府即宣布不会对这一实验进行延期，原因是得到基本收入的人群，快乐感固然是增加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寻找工作的意愿。简言之，基本收入不能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作，它的初衷无法得到实现。

美国、瑞典、丹麦等国，也在一些城市和区域进行过小范围的实验。但是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表明，获得基本收入以后，人们实际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并非如预期的那样，将空余出来的时间用于寻找工作或者是提高自己工作技能。

“全民基本收入”忽略了人类天性中的一些弱点。基本收入会给在生活中挣扎前行的人以更多空间，可是因为没有限制条件，没有制约，许多人会因此而放弃努力，年轻人可能将此用于游戏，瘾君子可能将此用于酒精或毒品。“基本收入”的实验令人失望而不了了之，甚至迄今为止竟没有一份实验报告呈现给世人。

关于AI时代来临将带来大量无业者，从历史及现状来看，皆没有证据支持。历史上技术革命带来大大小小无数次的社会变动，每一次皆使一部分人从古老的生产中解放出来而投身新的产业或新的技术，但是社会并未因此而崩溃。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仅为3.7%，低于历史上任何时代，但是现代化程度却是历史上最高的。

UBI试图通过政府给与收入来给人以尊严，然而尊严不是免费的。社会福利和UBI无疑是社会文明的象征，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福利和免费的收入都不能带来尊严。工作，唯有努力的工作才能。

美国少数族裔政治处于大时代的转变之中

早期的少数族裔由于人口数量少，经济上尚未取得独立而难以发声。若要生存和发展，必定依附某一政党。一般认为，民主党更加关注和同情穷人、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所以传统上，少数族裔更多地依附于民主党。这一传统久而久之成为惯性。比如犹太人在生活中奉行共和党的原则，但是政治上却追随民主党。这一点，华人与犹太人相似：注重伦理，注重家庭和教育，但是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这种情形，由于少数族裔数量的增长而发生着变化。民主党的白人数量，10年前是71%，现在已经下降至56%；而共和党也开始拥有更多的别的族裔。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这一年内，当我们惊讶的看到民主党的元老和强硬派如南希·佩洛西和拜登，竟然被暗示有种族主义之嫌，我们就会意识到少数族裔已在民主党内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这样一种时代的变化，令人激动也令人不安，因为它意味着在各个族裔开始为自己发声的同时，一种秩序正在被破坏和打乱。

少数族裔的发声和参政，开始的时候总是基于种族的自我意识，既敏感，又热烈。杨安泽的出现，令许许多多华人激动而感佩，欢欣鼓舞地进行助选和声援。这无疑可以理解，也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出于族裔的考虑，则未免狭隘而缺乏自己的理性和思考。

家庭观、教育、务实，这一系列的优良传统使得华裔逐渐成为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华裔更多地是停留在了生活安逸的层面，鲜少去关注或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华人的经济地位和财力与其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在各个少数裔中亦为罕见。所以杨安泽的出现，对于这一代的华人来说，意义深远。

相较于半个世纪前的邝友良，杨安泽所处的时代让他获益良多。中国的崛起和在美华人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杨安泽可以更多思考国家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而不必单纯地拘于种族的利益。杨安泽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和科技人士的支持，不分种族，不分党派。这实在是这个时代令人欣慰之处。

（作者系国际政治学者，财税专家。现居美国亚特兰大市）

（图片来源：壹图网）

为什么某些产品能受到追捧，而另外一些产品哪怕品质不输，却鲜少有人问津？这是一个销售和营销领域圣杯式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作家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还有一本书成功把自己也变成流行，那就是《纽约客》记者格拉德威尔的《引爆点》。现在，另一位记者德里克·汤普森也加入了追寻圣杯的行列。他出版了一本书《引爆流行》（Hit　Makers），这是一个新的试图阐述某物、某现象为何会流行的尝试。

汤普森对这个命题的破解，可以分成下面这三个方面：渠道、内容和概率。

曝光效应

先来看下渠道。汤普森的观点可能让很多做内容的人伤心，他说：“内容为王是可能的，但是发行却能缔造整个王国。”

他用一个词语“曝光效应”来说明这一点。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更熟悉也就是仿佛看到过的内容，要更好一些。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1911年之前，《蒙娜丽莎》只不过是众多名画中的一幅。1849年时，《蒙娜丽莎》估值是9万法郎。同样收藏在卢浮宫的名画中，拉斐尔的《神圣家族》是60万法郎，提香的《以马忤斯的晚餐》是15万法郎。

1911年《蒙娜丽莎》的失窃，让这幅画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电视、报纸和杂志上都有关于《蒙娜丽莎》的连篇累牍的报道，包括杜尚、达利和安迪·沃霍尔在内的知名艺术家还对《蒙娜丽莎》进行了再创作。所有这些曝光，让《蒙娜丽莎》后来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画作。我相信，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艺术领域人士，现在你脑海里可以想象出《蒙娜丽莎》的样子，但是对《神圣家族》和《以马忤斯的晚餐》应该是毫无印象。

另一个例子是印象派。同样身为印象派画家的富二代卡耶伯特在1894年去世时，把自己收藏的印象派画作捐给国家博物馆，并且要求国家博物馆要把这些画展示出来。他的收藏包括了16幅莫奈、8幅雷诺阿、8幅德加、5幅塞尚、4幅马奈、18幅毕沙罗、9幅西斯莱。在当时围绕着他的捐赠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因为那时候印象派的成就还没有取得像今天那样的共识。结果，这7位画家，因为名字和作品的曝光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印象派画家，包括同样是杰出画家的卡耶伯特，就构成了今天印象派的核心。

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学者詹姆斯·卡廷曾经针对印象派的作品做了个实验。在第一组实验中，他给166个学生呈现一组两幅印象派画作，每一组的两幅画里，有一副画会更著名一些，也就意味着学生之前很大概率曾看到过这幅画。结果，10次中有6次，学生会说他们喜欢那幅更有名的画。

在第二组实验中，他先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让参加实验的151名学生先看大量的画。这一次，学生每看见一次著名的画，就会连续四次看到一幅没那么有名的画。这样做是为了增加后者的曝光度。然后，再让151名学生从51组画里选择他们更喜欢的作品。结果，在41组中，学生选择的是不那么著名的画。

画本身并没有变化，改变的是人们对它的熟悉度。汤普森总结说：“当现在的高中生认出莫奈的睡莲时，他们看到的是超过一个世纪的曝光和宣传的价值。”

关于渠道，汤普森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因为社交网络的发达，此前人们在谈论某个流行时，总喜欢用“病毒传播”这种说法。但在汤普森看来，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存在所谓的“病毒传播”，起作用的仍然是广播模式。

所谓病毒传播模式，指的是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然后通过这种人际传播，最后形成爆发式流行。而广播模式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一个人对多个人进行传播。

他研究了YouTube上爆火的视频，发现最关键的节点其实是几个名人的转发，是名人在进行广播式传播。像《五十度灰》和《哈利波特》这样的爆款图书，最终的流行也是因为大出版社有能力用自己的发行渠道进行“广播”。

事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浪漫，汤普深说：“几乎没有什么事物真的会像病毒一样传播。要流行起来，需要广播传播。这种广播可能是沃尔玛的货架、卡戴珊的推特。只有通过这些途径，观点和产品才能成为主流。”

因此，能够撬动那些大的广播节点，才是流行爆发的关键原因。

总之，发行和营销的重要性超出了很多内容人和产品人的想象。爆品之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能流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真的很好，而是因为，它们出现在了所有这些地方，让人触手可及。这其实也正是可口可乐的策略。可口可乐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可口可乐要确保自己无处不在。

熟悉的惊喜

内容人和产品人不必灰心丧气。即使有好的渠道，做到了无处不在，如果内容和产品本身有瑕疵，也并不能做到流行。音乐和电影的历史上，总有被寄予厚望，但却最终失败的产品。我们每个人都能随手举出好多这样的例子。

那些能够流行的内容和产品也有自己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熟悉的惊喜”。绝大多数人喜欢让他们感到熟悉的内容和产品，因为熟悉让人感到安全。这可能是进化过程带来的，进化心理学家喜欢讲一句话：如果你见过某样东西，那说明它之前没有杀死过你。

曝光当然能够带来熟悉感，但你也可以在生产内容和产品时，就把这层因素考虑在内。好莱坞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泰坦尼克号》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坐在一艘下沉的船，漫威的《黑豹》是超级英雄版的狮子王……所以，要想更好说服别人接受你的某个创意，那就“把你的新想法包装成旧想法的改造版本”。

但是，人们也不喜欢完全的重复。除了让人感到安全的熟悉性之外，人们还喜欢挑战带来的兴奋感。所以，在熟悉之外，还应该能给人一些惊喜，成功的产品就是在新鲜和熟悉之间的平衡。美国工业设计之父洛伊就说：“ 消费者在选择风格的过程中受到两种对立因素的影响，一是被新颖的事物吸引，二是对不熟悉的事物的抗拒。”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音乐软件的推荐歌单里，会出现一些你过去听过的歌。这些歌的出现能够带给你熟悉感，因此也会让你更信任推荐给你的歌单。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说，自古套路得人心。原因就是套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熟悉和惊喜的方式。好莱坞最为推崇的故事模式或者说故事套路是坎贝尔的《千面英雄》，《星球大战》的导演卢卡斯就公开表达过他对《千面英雄》的推崇。《千面英雄》把各个民族的神话总结为一套共同的“英雄之旅”模式，简单概括下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必须受到激发然后启程，开始时他一定要有缺点；英雄必须和自己的命运对抗，然后才能接受自己的使命；整个旅程中要充满挫折和焦虑。无数的电影借用了这个套路来让人感到熟悉。好莱坞编剧分析师文森特·布鲁泽塞就说：“多数人都喜欢原创故事，前提是这个故事的叙事方式和我们知道的故事，以及和我想要讲给自己听的故事很相似。”

大受欢迎的电影总是会让观众在这两种感受之间找到平衡：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和我仿佛曾经看过。所以，“最会讲故事的人是拼贴画艺术家。他们将以前从来没有组装过的元素拼接在一起，创造一个既惊喜又有熟悉感的故事”。

没有解药的混沌

从渠道和产品来讲，想要制造流行产品，至少可以使用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自己拥有分销渠道。比如，如果你是个电影公司，同时你还有自己的院线，那你拍电影的风险就要低一些。同理，如果你能让所有电台都播你的歌，做音乐的风险也大大降低。只不过，电影公司拥有院线在美国已经被政府判定为垄断。让所有电台都播你的歌，除了贿赂之外也没有好办法。

第二个方法是去做铺天盖地的广告。它的问题就是成本。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好莱坞拍得起电影，但是已经付不起营销费了。

第三种方法是，在熟悉的基础上制造新产品。这种方法是内容生产者自己就可以掌控的。所以，过去20年，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续集和根据成熟IP改编的系列产品。书中说，1996年，好莱坞票房前10的电影中没有一个是系列电影或超级英雄电影，基于漫画改变的电影票房收入只占票房的0.69%。20年之后的2016年，4部超级英雄电影占了29%的票房，它们是：美国队长3、死侍、蝙蝠侠大战超人和X战警：天启。

但这三种方法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依靠创造力的行业是一场概率游戏”。汤普森引用了一个非常拗口的说法来概括这个行业的特质：“一个复杂的、适应性强的、显示玻色-爱因斯坦分布混沌的、且具有帕累托幂律特征、存在双侧不确定性的现象。”

复杂指的是，在流行现象中，每一个人都在影响其他人，因此没有办法预测。

适应性指的是，当某个题材的书或电影取得成功，就会引来很多人模仿，过度的模仿最后让这个题材变得不再受欢迎。比如中国电影中的青春片一度非常受欢迎，然后大家的蜂拥而上终于让观众受够了这个类型。

玻色-爱因斯坦分布混沌指的是，两位科学家玻色和爱因斯坦提出，“密封容器中的气体分子会在某一时间强烈凝聚，而这个现象不可预测”，在流行现象中，用户就是气体分子，他们会在某个时间点聚集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文化产品周围，让这个文化产品成为爆款，但这是不可预测的。

帕累托幂律特征指的是，绝大多数产品都会以失败告终，少数产品赢得绝大多数收益。

双侧不确定性指的是，文化产品，比如电影，制作周期通常很长，保守说也需要两年，但是制作人不知道两年后观众想看什么，观众不知道两年后会有什么电影，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两年后想看什么。

总的来说，这个行业很让人绝望，“创新市场的混沌没有解药，你只能倔强的忍受它”。

而且，制造流行的尝试本身也会给流行带来伤害。比如，奖项或者流行本身就会带来负面评价。这种负面评价可能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产生：预期被提高了，而过高的预期往往很难满足；受众面扩大之后，吸引来了一些本来并不喜欢这个类型内容或产品的用户，他们很容易就给出负面评价；以及，流行本身就会成为负面评价的原因。

两条出路

既然流行是个概率游戏，身处这个行业中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汤普森发现了两条路径。一条路是娱乐巨头迪士尼在走的路。迪士尼利用衍生品来对冲创业行业的不确定性。当迪士尼开始卖玩具时，很多电影行业的人以为，迪士尼只不过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宣传自己的电影，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结果恰恰相反，“电影只是概念，电影行业的未来是电影院之外的一切。电影的未来在商店里”。举个例子，迪士尼在1933年推出了米老鼠手表，两年内就卖了超过200万块表，这个收益要超过单部电影的收益。

迪士尼建立起了一个不断循环和增强的回路。用今天时髦的话说，迪士尼推动了一个飞轮。电影创造出受欢迎的动画形象，这些动画形象可以做成玩具和各种商品，迪士尼乐园可以让人近距离接触这些受欢迎的动画形象。同时，迪士尼乐园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下销售渠道，衍生品和迪士尼乐园又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受欢迎程度，赚到的钱还可投入去拍更好的电影，让动画形象更受欢迎。

汤普森把迪士尼成为流行文化帝国的原因归结为三点：迪士尼拥有自己的电视网络，强大的渠道让迪士尼有能力为自己的创意产品带来足够的曝光度；市值超过2500亿美元的迪士尼有足够资本去购买全世界最热门的系列IP，比如漫威、皮克斯；迪士尼可以把观众转变成消费者，这些消费者会去迪士尼乐园，或者购买玩具等衍生品。用他的话说，迪士尼建立了一个无限循环，每一种事物都是对其他事物的测试、验证和加强。

另一条路是他从一个小众说唱歌手身上发现的。这个说唱歌手通过建立一个手机程序，直接和他的1.6万个付费用户建立起联系。通过直接和用户对话，他能迅速卖出售价1700美元的演唱会门票。虽然这个数量级的用户不能让他成为一个顶级歌手，但是也足以让他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除了用户之外，这名歌手还很强调专业圈子的重要性。在他的手机联系人里，包括了坎耶·韦斯特这样的大牌说唱歌手和圈内的知名音乐制作人。用他的话说，“你的圈子就是你的力量。”简单来说，他其实也是在建立自己的渠道：直接面向自己用户的渠道，以及可能抵达广播节点的渠道。

起初，这只是一次漫不经心的玩火——

性格闲适的戴维·卡梅伦大概认为，脱欧公投这样一场全民动员有助于让保守党内那些喋喋不休的牢骚派闭嘴，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威，就像此前两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那样。主张留欧的他压根就没有想过会输掉这场公投，并为此赔上自己的首相宝座。像卡梅伦这种“公子哥”气息很浓的人，当然就更不会为可能的失败做任何缜密的后手准备了，他干脆哼着小曲走人了事。

卡梅伦的玩火让奈杰尔·法拉奇（当时的英国独立党领袖，现英国脱欧党领袖）、迈克尔·戈夫（保守党内阁大臣、脱欧派主力）……当然还有鲍里斯·约翰逊看到了机会，他们也的确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这团本来很小的火苗熊熊燃烧起来。这场脱欧大火如今已经点燃了整个大不列颠，蔓延到老欧洲，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英国，很少有人喜欢欧洲，他们说起欧洲时，往往不是满满敌意就是尖刻嘲讽。不过这原本只是一种情绪，并非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在公投前的民意调查中，认为欧盟问题是当下英国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的英国选民通常不到十分之一，普通人更关心的是就业、教育、医疗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生计。

然而现在，英国人被硬生生地分为了“退欧派”和“留欧派”，这样的分野超过任何政党或宗教。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度对立的“政治部落”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正在变得激进化。民粹主义总是双向的：这些“政治部落”的首领既被他们的追随者推着不由自主往前，又带领着他们的追随者盲目地走向危险的未知旅程。

脱欧公投3年多来，这场火毁掉了亲手点燃它的戴维·卡梅伦；让名不见经传的特蕾莎·梅先是捡了个便宜，但随即又毁了她；如今，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成全了一头乱糟糟金发的鲍里斯·约翰逊。

3年多前的一个夜晚，当约翰逊在电视镜头前神情凝重地宣布自己将支持英国脱欧时，嗅觉敏锐的英国媒体立刻意识到，这是他向唐宁街10号发起挑战的集结号。少数有识之士则忧心忡忡地预告，公投将令英国发生严重分裂。

回头再来看3年多来的吵吵闹闹，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脱欧，实际上已经沦为保守党内部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游戏的一件外衣。如果不是卡梅伦的轻率鲁莽和不负责任，如果没有约翰逊的野心勃勃和孜孜不倦，英国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是一起政客们一手炮制的政治灾难，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选举政治的丑陋一面：政客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党派之上，而党派利益又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悲哀的是，这场灾难很可能会押上了整个英国的未来。

现在，费尽心力的约翰逊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但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就很难再收起来。就目前的状况来说，也看不到他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扑灭这场自己一手煽起来的大火。

一

对欧洲大陆的深刻的不信任，是弥漫于英国社会中一种近乎无意识的情绪，它根植于漫长的历史。在3年多前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详细分析了这段比英吉利海峡更深的历史鸿沟（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脱欧:永恒的辩题》，见2016年7月18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可以说，疑欧甚至反欧差不多已成为英国人的“第二本能”。

英国社会中好多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都与英国人的这种“第二本能”有关。成立于1993年的英国独立党（UKIP）没有任何政治纲领和目标，它的唯一诉求就是让英国脱离欧盟，重新“独立”。这根本谈不上是关于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或目标理想，充其量只是一项阶段性任务而已。这样的政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大概是很难存在的，但在最近十多年里，UKIP在英国政坛上风生水起。

有了这一点背景知识，我们就能够明白，“欧洲议题”在英国是多么容易引发政治地震，因而也是多么容易被野心勃勃的政客拿来操弄。

约翰逊的英国脱欧之路始于他青年时代在牛津辩论社（OxfordUnion）担任主席时，那时他们组织的辩论活动就经常以英国该不该留在欧盟为题。在当选伦敦市长之前，上世纪90年代，约翰逊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新闻记者。在《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就职期间，他是负责采写欧盟事务的记者，当时就以撰写夸大不实的抹黑报道而闻名，被人称为“布鲁塞尔敲打者”。如今有人认为，他的强烈的脱欧立场就是那时奠定的。不过，如我在前文中指出过的，熟悉英国的人都知道，对欧洲大陆的一切摆出一副冷嘲热讽的敌意，在英国总是很受欢迎的。

毫无疑问，相比于他经常迸发出来的夸大其词的“脱欧”热忱，渴望入主唐宁街10号的雄心壮志才是约翰逊行动的根本动力。我并不想怀疑约翰逊内心的脱欧主张是真诚的，但我更想指出的是，在那个历史节点上，唯有选择高举脱欧大旗，并将它进行到底，约翰逊才有机会从大佬林立的保守党内部脱颖而出。

其实，如果不是自己昔日牛津同窗好友、时任司法大臣的迈克尔·戈夫背后捅刀，鲍里斯·约翰逊大概早在3年多前就已如愿入主唐宁街10号。

在2016年春那场脱欧公投的“世纪大戏”中，约翰逊和戈夫一开始并肩作战，率领脱欧派赢得了令举世震惊的胜利，并将轻率行事的卡梅伦赶下了台。那一刻，脱欧派领袖约翰逊似乎是全英国最被看好的下一任首相人选。但在保守党内部角逐的最后一刻，一直以来为约翰逊助选的戈夫不知为何突然觉得自己也有机会尝一尝当首相的滋味，这让毫无防范的约翰逊功亏一篑。

最终，卡梅伦的盟友、主张留欧的特蕾莎·梅挡住了约翰逊这个“投机分子”，令保守党高层许多人士额手称庆。当时有人写道：这说明英国还没有彻底疯掉。作为“安慰奖”，能说会道的约翰逊被特蕾莎·梅任命为外交大臣。这是一件苦差事——与他打交道的那些欧洲同事们不会轻易忘记他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的夸张表演。

但约翰逊并未放弃。自那以后，他领衔的保守党内部强硬脱欧派就没有停止过对梅的掣肘。他们多次与反对党站在一起，否决了梅费尽千辛万苦与布鲁塞尔达成的脱欧协议。2018年7月，约翰逊与另一位退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在一天之内先后辞职，他们实际上已经将梅内阁的“清算日”列入了倒计时。尽管梅在此后又付出了许多努力，甚至徒劳地发誓愿意以辞职换取议员们支持自己的退欧协议，她也无法阻挡英国被拖着奔向一条前途未卜的险恶之路。

与其说特蕾莎·梅的一个又一个版本的退欧协议是被反对党工党推翻的，还不如说是被约翰逊搅黄的。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梅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

在担任梅内阁外交大臣期间，约翰逊就反对英国在所谓“退欧过渡期”采用任何欧盟法规。辞职以后，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挥舞自己手里那支生花妙笔，不断对梅的所有退欧计划说“不”，他把梅的计划说成是——

带领英国“走向（欧盟的）殖民地”，让英国变成（欧盟）“附属国”……

是“一大羞辱”，让“我们门户洞开，接受无穷无尽的政治勒索”……

是“自苏伊士运河事件以来，英国在国家事务方面遭遇的最大失败”……“（英国）政府似乎正处于全面投降的边缘”……

……

总之，为了反对特蕾莎·梅，约翰逊把一切最能够煽动情绪的难听比喻都用上了，这令保守党内部很多人士都看不下去。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高官艾伦·邓肯爵士，曾经严厉谴责自己顶头上司的表演标志着“英国现代政治史上最令人作呕的时刻之一”。只是，像邓肯这样的老派绅士显然不如约翰逊这样的新派政客谙熟当今这个时代的政治密码。

二

然而，有句话叫做“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鲍里斯·约翰逊将要接手的是一个比他的两位前任时期更加危机四伏的英国，因此，他能够坐在首相位子上的时间很可能比特蕾莎·梅更短。在卡梅伦、甚至梅的时代，执政的保守党内部至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四分五裂、到处内讧。

在当选新一任英国首相几个小时后，约翰逊重申了他此前一再承诺的两条口号：第一，英国必须在10月31日脱离欧盟；第二，不会提前举行大选。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是绝大多数保守党议员急切渴望听到的。脱欧撕裂了英国，也撕裂了保守党。他们担心，按目前的态势，提前大选不可避免，而这可能令本党丢掉政权。

然而，丝毫看不到约翰逊如何能够做到这两条。他在特雷莎·梅倒下的地方站起来，但导致梅下台的原因不仅没有消除，现在反而更严重了。

特雷莎·梅被迫辞职的原因在于：她未能在预定时间2019年3月29日前成功完成脱欧目标，脱欧期限不得不延期至10月31日。梅与布鲁塞尔磋商的脱欧协议三次提交英国议会，均遭压倒性反对票否决。她虽几经“侥幸过关”，但这最终还是让她还是失去了保守党内的支持。

与卡梅伦相比，梅算得上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她原本冀望自己的协议能够帮助英国完成公投结果，顺利脱欧，从而化解这个国家面对的30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梅的努力之所以付诸东流，原因恰恰就在于约翰逊这一派人士的强硬作对。不过，他给梅挖下的坑，现在全部留给了他自己。

从现在到10月31日万圣节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摆在约翰逊首相面前的选择并不多。目前看来，约翰逊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也是破坏性最小的脱欧路线，就是从特雷莎·梅倒下的地方继续向前走：与欧盟签署新的退欧协议，并顺利获得英国议会通过。

从梅的三度惨败可以推测，新协议想要被群情激奋的英国议会放行，就必须作出大幅度的修改，甚至可以说是推倒重来。简单地说，也就是需要欧盟作出巨大让步。遗憾的是，欧盟不可能这么做，因为欧盟也有自己的核心利益需要捍卫。此外，面对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恶语相向的约翰逊，欧盟官员在情绪上会比对梅这位女首相更不愿意作出任何退让姿态。

早在今年5月，欧盟英国脱欧谈判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就曾明确表态，和梅谈妥的协议是欧盟能够接受的英国脱欧的唯一路线图。几个月来，布鲁塞尔一再强调，不会重新与英国谈判脱欧协议。在约翰逊成功当选英国首相后，巴尼耶含蓄地向他进一步施压，他在Twitter上写道：“我们期待着在@BorisJohnson就职首相后与他展开建设性合作，以推动英国议会批准《退出协议》（WithdrawalAgreement），实现有序#Brexit（英国退欧）。”但巴尼耶还留了一句法国人擅长的模棱两可的话语，他补充道：“我们也准备根据#EUCO（欧洲理事会）准则，重新拟定关于新伙伴关系的议定声明（Declaration）。”照此推测，最大的可能是，欧盟会拒绝与英国重开谈判之门，但可以接受在协议文本、特别是共同声明的文字方面做一些修辞性质的让步，以便让协议看上去更容易被英国人接受。比如说，较大幅度修改关于双方未来贸易关系的政治宣言。只是这些都是原则性的，不具法律约束效应。

特里莎·梅从布鲁塞尔带回的脱欧协议之所以在下议院三次闯关均告惨败，其症结就在于关于北爱尔兰边境问题的所谓“后备方案”。这也是她被约翰逊这样的党内反对派牢牢揪住的“七寸”，然而丝毫看不出来，换了约翰逊，就有什么好办法跨过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脱欧以后，英国与欧盟将会存在一段陆上边境，那就是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它不仅是欧盟成员国，还是欧元区和申根协议成员国）之间的边境。众所周知，这里曾是一块是非之地，上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末，3500多人死于宗教和政治暴力冲突，这条边界曾长期处于军事化状态。但随着1998年《贝尔法斯特和平协议》的签署，边境上终于实现了和平安宁和贸易自由。

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它考虑的首先是成员国爱尔兰的诉求）都希望，英国脱欧以后，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继续保持目前这种无边境的人与商品自由流动。不然的话，就需要在那里重新设置有形边境，恢复出入境检查等所有一般国与国之间的边境事务。总之，重新实行海关管制会带来诸多棘手问题。于是，就需要将整个爱尔兰岛变成一个“临时关税同盟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整个岛上关于贸易的法律就必须统一，这意味着不是北爱尔兰执行欧盟法律，就是爱尔兰共和国执行英国法律。

后者当然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把爱尔兰共和国也一起拉着脱欧了。鉴于欧盟与英国之间体量上的严重不对等，特蕾莎·梅只能接受欧盟的主张。由此，从大不列颠岛进入北爱尔兰的货物暂时仍需要遵守欧盟标准，而非英国标准。而且，由于存在这种特殊关系，英国其他地方和某些领域也会或多或少地继续受到欧盟法律的管辖。这可惹恼了英国国内的强硬脱欧派，对他们来说，要求英国完整地从欧盟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撤出，是一条绝不可以突破的红线——他们为脱欧奋斗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从布鲁塞尔那里“夺回控制权”吗？更可恨的是，何时能实现北爱尔兰完全归属英国管辖，欧盟以“技术上目前还做不到”为理由，拒绝给出明确时间表。这也就是前文说到的约翰逊之所以抨击梅的退欧计划会让英国成为“殖民地”、“附属国”的证据。

他们还不是唯一受到冒犯的群体。对特蕾莎·梅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她在2017年6月提前3年举行大选，原本是押注保守派能够在经济形势见起色之时扩大领先优势，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政治空间。孰料这次选举反而让保守党失掉了下议院绝对多数席位，不得不与小党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UnionistPartyofNorth－ernIreland，简称DUP）结盟，组成一个“悬浮议会”中的执政联盟。而这个DUP，看它的名字就知道，是比保守党（保守党的全称叫 “保守与统一党”）更加忠诚和热忱的英国统一派，它的核心政治诉求就是确保北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可以说，梅的退欧方案触到了DUP的最大痛点，它极其担心这样一来会导致北爱尔兰事实上从英国分离出去，倒向爱尔兰共和国。因此，DUP作为执政联盟成员，反而成了首相最激烈的反对者。

这个方案还留下了另一个重大隐患：千万不要忘了几年前还为了要不要独立吵得不可开交的苏格兰。它是整个联合王国中最亲欧的地区，统计显示，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将近2/3的苏格兰选民投票留在欧盟。强烈希望留在欧盟的苏格兰人很想去伦敦问一问：它为什么不能得到与北爱尔兰地区同样的“待遇”。

　　　　　　　　之前已经述及，过去3年里，约翰逊始终站在梅的对立面。他的最尖锐武器正是这个“爱尔兰临时关税区”，他赖以挑战首相大位的最有力口号之一也正是取消它。问题在于，欧盟已经多次表态，排除了就这个问题举行重新谈判的可能性。

如果约翰逊与欧盟再次协商后端出来的依然是过去梅的脱欧计划，仅仅做点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他又凭什么指望它能够在议会顺利通过呢？再说，他自己不就是靠着激烈反对这个方案把梅赶下台的吗？

三

假设欧盟坚持既有立场不肯让步，而约翰逊仍想要兑现10月31日完成退欧的承诺，他还有第二条路：强行推动“无协议退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硬退欧”。

所谓“无协议退欧”，顾名思义，就是与欧盟一刀两断，双方从此不存在任何特殊关系。在经济贸易方面，也就是退回到普通的WTO成员经济体关系。

英国学界、政界和媒体对“无协议退欧”的前景的分析和评论很多，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那将会对英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因为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经贸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许多投资者也担心，无协议退欧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使英国经济落入衰退，扰乱金融市场，并削弱伦敦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类。经过二战以后70多年的渐进式融合，今天的欧盟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法律乃至军事等几乎所有领域都高度一体化的超主权政治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岂有可能一退了之？如果约翰逊真的强推“无协议退欧”，他将把英国带上一条未知而叵测的险途。

最近一段时间，约翰逊经常喜欢说的一个短语便是“doordie”，我们可以将它十分贴切地翻译为“不成功便成仁”。言下之意，为了在10月31日如期实现脱欧，英国必须“誓死一搏”。这话被普遍理解为约翰逊为无协议退欧所作的铺垫，这既是对布鲁塞尔说的，为的是威胁它同意作出大幅让步；同时也是讲给英国人听的，意思是无协议退欧也是自己的一个选项。

前文已经多次提到，从目前已有的表态来看，欧盟很可能不吃这一套，拒不让步。这样的话，似乎无协议退欧便不可避免了。但是，英国议会正在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他们将竭力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反对党工党已经早早地明确表态，将坚决反对任何推动无协议退欧的政治企图。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称，工党绝不会接受“无协议”脱欧，“我们将在跨党派的基础上努力阻止‘无协议’脱欧的结果”。另一个比较大的在野党自由民主党历来就是英国国内所有政党中最坚定的亲欧派，当然比工党更不可能同意无协议退欧。而保守党悬浮内阁目前在下议院仅有两、三个席位的微弱优势，只要有一两位保守党议员倒戈，这事就成不了。但目前坚决不同意无协议退欧的保守党议员有几十个，他们多是卡梅伦和梅的盟友。如此一来，在下议院通过无协议退欧基本属于白日梦。

事实上，在约翰逊尚未登上首相大位之前，这股反对势力已经未雨绸缪，把他可能强推无协议退欧的路堵死了。

按照英国目前的法律，首相是有办法在未获得议会批准的情况下让无协议退欧自动发生的，那就是采用暂停议会这种激进手段。随着10月31日脱欧大限的临近，不止一位保守党内阁大臣已经提前发出威胁：如果约翰逊一意孤行，不惜把英国带入“无协议脱欧”，那么他们就会准备好战斗，掀翻约翰逊内阁。

约翰逊在英国政坛素来扮演“分裂者”的角色，在与他合作的保守党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眼中尤其如此。不仅特丽莎·梅认为他破坏了稳定，一些前内阁同僚也对约翰逊抱有严重疑虑。随着约翰逊胜选，包括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内的多位内阁大臣已主动辞职。这批卡梅伦和特蕾莎·梅的“旧党”都强烈反对“无协议脱欧”，到时候会无所顾忌地反对约翰逊的计划，就像过去3年里约翰逊反对梅的所有计划一样。

四

如果议会再度陷入僵局，而约翰逊又不愿意再度推迟脱欧，那么他就只能铤而走险：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寻求民众对自己更大的授权。确切地说，这已不是一个正常的政策选项，而是一次政治赌博。因为再次大选以后，别说他能不能继续赢得保守党的多数支持，就连保守党能不能继续执政，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特蕾莎·梅曾经在2017年春冒险尝试过这个办法，但她不幸弄巧成拙了。大选不仅没有帮助她扩大行动空间，反而还进一步束缚了她的手脚。那场提前举行的大选是导致她后来两年中险象环生以及一系列失败的重要原因。

假如约翰逊也打算冒一次这样的险，那么对英国选民来说，形同又一次公投。上一次公投是要不要脱欧，这一次公投变成了对以约翰逊为代表的强硬脱欧派的裁决。

届时，约翰逊或许可以重演3年前的故伎，用一支生花妙笔给反对党工党以及保守党内反对无协议退欧的人士贴上“人民的脱欧”的敌人的标签。他还有可能与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组成选举联盟，在过去，这是一个谁也不愿意轻易粘上的民粹主义边缘政治势力。

但以约翰逊在保守党内部的并不稳固的地位，他在这场可能的大选中是没有多少胜算的。就算保守党，在这场可能的大选中也是没有多少胜算的。争议重重的约翰逊之所以能当上首相，说到底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多少党内拥戴，而是因为他是这个看上去行将因为脱欧问题而分崩离析的老牌大党内部唯一的赢家。为了党派利益，许多保守党议员不得不支持他。杰里米·科尔宾这个极左分子虽然不讨大多数人喜欢，但他领导的工党正在从谷底反弹。

此外毫无疑问的是，这场大选将会进一步撕裂整个保守党，撕裂整个英国。它有可能触发的连锁政治反应的严重性，是现在不敢想象的。

退欧运动分裂了欧盟，但也使联合王国本身的联盟处于危险境地。在看得见的未来，如果退欧所造成的撕裂越来越大，那么联盟中历来最亲欧的苏格兰就很有可能再度发出独立的吼声；在北爱尔兰，边境问题若得不到合理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常生计，它的政治天平也不是没可能再度倒向寻求与爱尔兰共和国的统一；而在长期以来独立意愿很弱的威尔士，眼下也有人蠢蠢欲动；甚至在英格兰，脱欧扩大了全球城市伦敦地区与传统英格兰地区之间的鸿沟……就连约翰逊自己也承认存在这些风险，他在竞选时宣称，如果他当选首相，他还将戴上联盟大臣的头衔（意思是他将维护联合王国的统一）。遗憾的是，这并不取决于他。

尽管约翰逊已经通过脱欧运动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魔力，但没有人相信，成功地分裂了英国的他现在有可能成功弥合这个分裂的国家。总之，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北爱尔兰，无论是伦敦金融城还是整个大伦敦地区，如果被迫在“大欧洲”与“小英格兰”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是不难预测的。

当然，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约翰逊还可以选择再度推迟或干脆取消脱欧。欧盟那边大概不会反对，因为这对它不会有什么损失。然而，这两个选项，尤其是后者，意味着对过去几年来约翰逊不余遗力鼓动的事业的彻底背叛，不管他自己究竟怎么想，他的支持者是绝不会允许让它们在他手上发生的。

五

上述这几种可能性差不多囊括了鲍里斯·约翰逊眼前能够看到的所有路径——它们都是极其险恶的逼仄小径，没有一条能够轻易走通。如果约翰逊不能想办法选择其中一条成功突围，那么他的唐宁街生涯可能到10月初就会戛然而止。

退一万步，即便约翰逊能够创造奇迹，对他的首相之路和英国退欧来说，这也只是梦魇刚刚开始而已。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约翰逊任内，英国看不到退欧派选民憧憬的那种光明前景。

即便有协议脱欧避免了一时的最坏的直接经济后果，但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问题。要不了多长时间，英国就有可能再次站到悬崖边上。由于英国身处的地理环境及英国与欧洲之间不可分割的经济及全方位联系，欧盟的一举一动都会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英国的现实利益，而那时的英国已经在布鲁塞尔没有了一丝一毫发言权。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遍：欧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协定，英国若想要与它维持某种特殊的便利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受它的影响和摆布。新的问题和矛盾会层出不穷。

而如果是无协议脱欧，它也根本不可能像脱欧支持者鼓吹的那样，能够迅速与欧盟“彻底分手”。我个人认为，正因为无协议脱欧的前景是很难预料的，因而倒也不失为英国“放手一搏”的一个选项。然而英国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无协议退欧以后，迎接他们的将是进入一段“炼狱般动荡而不确定的过渡状态”——这是英国前驻欧盟大使伊凡·罗杰斯（IvanRogers）的预言。至于“这段动荡和不确定的过渡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经历多长时间？英国能不能挺的过去？现在谁也不知道，约翰逊也不可能知道，虽然他假装知道得很清楚。

早在许多年前，身为新闻记者的约翰逊就断言欧盟必将解体；后来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又认定，英国退欧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导致欧盟解体。但那些都没有发生。人们之所以轻率地相信民粹主义者们的允诺，不是因为它建立在可信赖的证据之上，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它发生，他们愿意相信它。

加入脱欧事业，成为它的吹鼓手，帮助约翰逊登上了权力之巅。但是，这也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因为这是一项看不到前途的事业。

在不远的将来，当满腔热情的选民真正撞上了冰冷的现实，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对过去的一切作出清算。这就是民粹主义者的宿命。只是，被破坏的政治生态也许再也修复不到从前了，它还绑上了一个国家的国运。

（图片来源：壹图网）

陈永伟/文 

一个私服引出的云存储第一案

2013年1月，北京乐动卓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动卓越”）推出了一款名为《我叫MT Online》的RPG（角色扮演游戏Role-playing game）卡牌类游戏。由于这款游戏由人气动漫《我是MT》改编，本身就有动漫IP加持，而策划者又在游戏的设计上颇下了一番功夫——不仅把游戏的主要角色根据动漫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还根据《魔兽世界》（注：动漫《我是MT》是游戏《魔兽世界》的同人作品）认真制作了游戏副本，所以一经推出就获得了不俗的反响。仅仅三个月时间，就创造了下载量500万，同时在线100万的成绩。尽管相比于今天的《王者荣耀》、《绝地求生》等游戏，这些数字或许不算什么，但在3G时代的2013年，这个成绩已经相当可观了。凭借着不俗的人气，《我叫MT Online》不仅斩获了众多奖项，还赢得了“国民卡牌游戏”的美誉。

转眼到了2015年，尽管随着4G的兴起，整个游戏行业已经和两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我叫MT Online》始终拥有一席之地。当时，该游戏的累计用户已超过一亿，日活和盈利数据都比较可观，一切看来都很好。

有一天，乐动卓越收到了用户的举报，称在某网站上发现了一个和《我叫MT Online》十分类似的游戏《我叫MT 畅爽版》。乐动卓越的人前去一看，果不其然，这款游戏不仅在名字上和自己公司的产品类似，在游戏内容上更是几乎一模一样。在对比内容后，乐动卓越认为《我叫MT 畅爽版》是彻头彻尾的私服，对自己的著作权构成了严重的侵犯。但麻烦的是，虽然他们发现有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但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做了这一切——通过各种途径，他们都无法查到这个网站的运营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唯一调查清楚的是，侵权者把《我叫MT 畅爽版》的游戏内容存储在阿里云公司的服务器，并通过该服务器向用户提供游戏服务。为了阻止侵权行为并找出侵权者，乐动卓越就致函阿里云公司，要求其删除涉嫌侵权内容，并提供服务器租用人的具体信息。然而，乐动卓越的这个请求却遭到了阿里云的拒绝。阿里云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作为云服务提供商，必须重视保护用户的数据和隐私。

几经交涉无果，乐动卓越干脆一纸诉状把阿里云告上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阿里云公司断开链接，停止为《我叫MT畅爽版》游戏继续提供服务器租赁服务，并将储存在其服务器上的《我叫MT畅爽版》游戏数据库信息提供给乐动卓越公司，同时赔偿乐动卓越经济损失100万元。

告侵权者不成，就把为侵权者提供云服务的人告了。这个因私服引发的纠纷，就在一个凑巧的时间点上，戏剧性地演变成了“云存储第一案”。

此案一被曝光，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争议。一些观点认为，根据“通知-删除”规则，阿里云应该同意乐动方面的诉求，并应对由于延误处理而对乐动造成的损失给予相应的赔偿。

这里我们稍微花时间解释一下“通知-删除”规则。这个规则最早出现于1998年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简称DMCA），其本意是针对网上侵权纠纷泛滥的背景下，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创造一个规避责任的“避风港”。根据这一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应当对侵权信息内容采取删除或断开连接的措施，否则就需要对侵权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则提出之后，立即就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信息网络权保护条例》中，都体现了这一规则的精神。

不少人认为，阿里云作为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适用“通知-删除”规则，在接到权利人乐动卓越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信息。而阿里云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阿里云更多只是一个基础设施的提供商，就好像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一样，并不能直接掌控其用户的数据，因此很难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在没有司法机关通知的前提下，阿里云根据乐动卓越的要求，删除了私服数据，并通报了侵权人信息，就有可能侵犯了云服务用户的数据和隐私。此例若开，可能对全行业的生态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2017年5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被告阿里云因提供的服务器被他人租用来运营私服，且在接到投诉通知后始终未采取适当措施，侵犯了乐动卓越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赔偿对方26万元。

判决一出，阿里云当即表示不服，并提出了上诉。又经过两年的漫长审理，今年6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于对该案做出了二审判决。出乎很多人意料，二审结果对一审来了一个彻底的大翻盘。法院认为，阿里云在本案中所提供的服务系云服务器租赁服务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也不能采取该条规定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因此无法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来进行处理。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不适当地加重了服务器租赁经营者的运营负担。据此，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宣判阿里云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云存储第一案”就这样在180度的大逆转之下落下了帷幕。

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

自从亚马逊、谷歌等公司将云计算服务商业化以来，云计算就开始在商业世界中迅速普及。这一方面给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了便利，让它们用很少的经费就能享受和大企业一样的IT服务，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

过去，企业之间的各类纠纷大多发生在彼此之间，侵权与被侵权，关系很直接。然而，在企业都选择了“上云”之后，这个关系就变了，所有的纠纷都会牵涉到云服务的提供者。像上面提到的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以及被称为“首例微信小程序案”的刀豆公司诉腾讯案（注：小程序服务平台本质上也是云服务，属于PaaS范畴），都涉及到了云服务提供者，也都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关注和争论。

当涉及云服务的纠纷开始频频出现，现行法律中却没有关于云的明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明确云服务者在具体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判定其应该承担的责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那么，在遭遇纠纷时，我们应该如何判定云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呢？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法律在短期之内对此作出分类、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其原因有二——

一方面，云计算的交付模式是极为多样的，分类难以对其穷尽。云计算从本质上讲就是IT资源的在线化，而IT资源的种类是十分多样的——网络、存储、服务器、虚拟化、操作系统、中间件、运行时间、数据、应用……这些都是IT资源，根据在线化资源的不同组合，云计算的交付模式可以是千变万化的。我们熟悉的IaaS、PaaS和SaaS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其他的“非典型”交付模式还有很多。如果去根据云计算的交付模式一一进行规定，那就是“以有涯追无涯”，其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方面，不同情况下面临的具体问题也不同。像“云存储第一案”中，乐动卓越和侵权人之间只是简单的权利人和侵权人关系，因此阿里云出于保护用户隐私的考虑，拒绝乐动卓越的要求可能是合理的。但如果相关的纠纷涉及到了类似公共安全等重大问题，那么这种处理方法就可能不再符合要求了。

基于以上两点，在处理涉及云计算的相关问题时，恐怕很难像处理传统的互联网相关案件那样，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云服务提供者界定一个明确的角色，然后按照“通知-删除”规则或其他的什么规则来逐一对照，加以处理。

那么，对于类似的纠纷，又应该如何界定云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呢？在笔者看来，有两条规则恐怕是可以参考的：第一条是“能不能”；第二条是“值不值”。

技术标准——“能不能”

所谓“能不能”，指的是云服务提供者能不能直接对纠纷所涉及的IT资源进行有效的控制。

尽管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云计算的具体交付模式可能千变万化，但无论哪种交付模式，都是把对IT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在云服务提供者和云服务的用户之间进行划分。以我们熟悉的IaaS、PaaS和SaaS这三类交付模式为例：在IaaS模式中，由云服务商直接控制的主要是网络、存储、服务器、虚拟化、操作系统等资源，而中间件、运行时间、数据、应用等IT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则在用户手中。在PaaS模式中，服务提供商控制的IT资源要更多，只有数据、应用等IT资源是由用户直接控制的。而在SaaS中，云服务提供者则对上述所有的IT资源进行直接控制，用户只能像传统的商品消费者那样，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直接消费。

很显然，由于不同交付模式下云服务提供者对IT资源的直接控制程度不同，在发生相关问题时，其进行检查、干预的能力也不尽相同。以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为例，在该案中，阿里云提供的是IaaS服务，由其直接控制的IT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和案件相关的数据并不在范围之内。因此即使作为服务者，它要对涉案的侵权内容进行检查、干预也是比较困难的。

虽然从理论上讲，阿里云掌握着整个云服务的“总开关”，可以彻底断绝疑似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但这样的控制力无疑是“大杀器”，不能轻易使用。如果在接到司法机关的明确通知之前，贸然进行这样的行动，则不仅可能扩大伤害、造成误伤，还可能树立一个破坏用户数据隐私的不良榜样。

以上说法的表述或许有些抽象。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类似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力服务也是一种具有云性质的服务，所有的其他服务都是基于这一服务进行的。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了某一网站存在侵权，那么当然可以通过断掉这个网站所在区域的电力供应来停止侵权，但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会大过侵权本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断电来阻止网站上发生的侵权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样的，让云服务提供者通过断掉用户所有的服务来阻止其侵权行为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从理论上可行，但其额外产生的成本则可能是巨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云服务提供者不直接掌握对某种IT资源的直接控制权，那么让它来为因这种IT资源引发的问题来承担责任，恐怕是不合适的。

经济标准——“值不值”

所谓“值不值”，是一个经济上的标准，指的是云服务提供者采取相关措施所带来的成本究竟能不能抵偿未来产生的预期成本。在法律经济学中，这个标准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汉德法则”。

“汉德法则”是在著名的“美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中最早提出的。这个案子是这样的：1947年的一天，卡罗尔公司的一艘驳船Anna C被人意外解开了缆绳，因而从原本停泊的位置漂出了海岸。在这个过程中，Anna C意外撞上了边上停泊的一艘油轮，发生了严重的损坏。当时，没有人发现这场事故。终于在21个小时之后，Anna C沉入了海底，上面整整一船美国政府的面粉也随之泡了汤。美国政府一怒之下，就将卡罗尔公司告上了法院。

虽然卡罗尔拖船案的案情并不算复杂，但涉案主体却不少，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毫无疑问，全部的事情是因卡罗尔公司的Anna C而起，但如果没有油轮的撞击，则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故。而即使有了油轮的撞击，如果在后面的21个小时中，有卡罗尔公司或者美国政府的人发现了这一切，及时将面粉抢救出来，也不会造成后来那么重大的损失。一时之间，孰是孰非，每个涉案主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让人难以判断。

处理这个案件的正是汉德法官。为了拨开了事实的重重干扰，他借用了经济学上的效率标准作为了判案的准则。他提出，要看一个当事人究竟应不应该为事故承担责任，只需要看三个变量：避免事故的成本（简记为B）、发生意外的概率（简记为P），以及发生事故后的成本（简极为L）。如果避免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可能带来的预期成本，即B<PL，那么就说明当事人没有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他就需要对事故承担责任。反之，则说明当事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注意义务，无需对事故负责。根据这一标准，他对该案中所有当事人的责任进行了区分。首先，卡罗尔拖船公司因为疏忽，造成Anna C从停泊位置漂走，从而导致了撞船事故的发生，在撞船事故发生后又没有及时检查货物，导致了承运货物的沉没。在撞船和沉没过程中，其注意成本都要远远小于预期的损失成本，但它却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所以应该为这两起事件负责。其次，撞击Anna C的油船显然应该为撞击事故负责，但由于它并不知道船上的货物值这么多钱，也不知道Anna C在经受撞击之后，会这么长时间无人照看，因此无需对后面的沉船事故负责。再次，作为货物的委托人，美国政府没有实施任何即使成本很小的注意行为，因此也需要对Anna C的最终沉没和货物的损失负一定的责任。

一个原本环环相扣，关系复杂的案件，就在汉德法官如庖丁解牛般的分析之下，这么轻松解决了。这个案例后来就成了美国司法史上处理侵权案例的经典判例，其中提出的权衡注意成本与可能损失的法则也以“汉德法则”之名被流传了下来，并被此后的法官一再援引。

在笔者看来，这个帮助汉德法官成功处理“卡罗尔拖船案”的“汉德法则”，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像云计算服务商的责任等问题。在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中，即使阿里云拒绝采取行动，其所带来的预期成本也相对较小，而如果采取行动，则可能牵涉数据隐私等一大堆问题，所以可能付出非常高的成本。根据“汉德法则”，在两相权衡之下，阿里云就不应该根据乐动卓越的要求，采取删除数据、公布云服务使用者身份。

不过，如果我们将案件的事实略作一些改动，相应的责任划分就可能要发生改变。首先，如果阿里云不仅是一个纯粹的IaaS平台，而且还扮演了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修改用户信息，那么它避免事故的成本就降低了。此时，汉德法则规定的B<PL的条件就更可能出现，它也就更可能需要为云平台上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其次，如果乐动卓越在向阿里云提出删除信息等要求之前，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通知，给出了侵权人进行侵权的明确证据，那么对于阿里云来讲，就需要调高对事故发生概率的判断，汉德法则规定的B<PL也会更容易出现。此时，如果它再拒绝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应当为此付出相应的责任。再次，如果这次案件中发生的并不是简单的民事侵权行为，而是涉及到公共安全等的重大事件，不及时处理可能会产生恶劣影响，那么阿里云所面对的事故损害成本就加大了。同样的，这也会让B<PL的情况更容易出现，此时阿里云需要承担责任的可能也会随之上升。

“反通知”的可能应用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虽然云服务等新业态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新问题，但只要牢牢把握住“能不能”、“行不行”这两个原则，就可以比较轻松地穿透复杂的案情，界定云服务提供者提供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像IaaS、PaaS这些云交付模式的服务商并不能直接控制内容制作的云交付模式，让服务商按照“通知-删除”规则所规定的那样，接到投诉就对相关内容进行删除，即便不是不可能的，其成本也是巨大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应该把过多的任务甩给云服务提供者，否则就可能阻碍整个云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不过，这个问题只考虑到了问题的一半，即对云服务提供者进行了照顾。在现实中，遭受侵权的权利人往往也是很无助的。由于涉案的信息都在云上，因此没有云服务提供者的帮助，他们就很难获得有效的取证。例如在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中，乐动卓越甚至连是谁在设立私服侵犯自己利益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也很难对阿里云做出有效的通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权利人因为难取证，所以很难发出有效通知。而云服务提供者由于没有收到有效的通知，所以就难以对侵权问题作出及时的回应。如果这个悖论不打破，那么即便我们单方面保证了云服务提供者的利益，让这个行业发展起来了，它也是一个糟糕的、藏污纳垢的行业，是没有希望的。

那么，以上的问题应该如何破解呢？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投诉者与被投诉者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并建立起一套“反通知”机制。具体来讲，当云服务提供者收到了投诉后，应该将投诉转送给被投诉一方，并要求其及时对投诉内容作出回复。云服务提供者可以根据被投诉者提供的反通知来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判断，再作出处理决定。在必要时，云服务提供商可以申请司法机关的帮助和介入。

例如，在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中，阿里云就可以将乐动卓越方面的投诉转达给私服所有人欧某，并要求其说明情况，否则就对其停止服务。如果有这样的沟通，那么阿里云就可以避免后来的官司，也可以及时制止私服对乐动卓越的侵害。事实上，由于取证的困难，私服搭建者欧某直到乐动卓越发现问题后两年才被捕，而在这个期间内，他对乐动卓越造成的损失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路遥  惠怀杰/摄

近两年，“生无可恋”“丧”“佛系”等一系列套上“青年精神”的标签被年轻人追捧转发。面对学业、工作、收入、房价的巨大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用自嘲和黑色幽默的方式来消解理想和人生价值：“现在阶级固化，前途渺茫，就让我们躺一躺吧。”有学者还提出“空心病”的概念，指由于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不知道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人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早在1980年，“潘晓”给《中国青年》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就曾引发全国空前的“人生观大讨论”。其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怎样看待自我价值”等议题，现在看来仍然非常有讨论价值。“人生观大讨论”历时七个月，虽然共识性的结论不多、争议很大，但提高了社会对青年的关注，青年们也开始关注自我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意义。

如果说“人生观大讨论”是一个颇有哲学意味、不乏西方存在主义痕迹的形而上的讨论，那么随之而来的关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讨论，则充满中国本土气息和对现实的关切。

《人生》引发的争议

与一个时代的精神侧影

1982年《收获》第3期上，刊载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人生》的出现，使被终结的“人生观大讨论”以文学作品讨论的方式延续了下来。《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的民办教师工作被村长的儿子顶替，他不得不回到农民身份下地劳动；一直不甘心留在农村的他，在二爸成为地区劳动局局长后，凭借走关系被安置到县委通讯组工作；而就在高加林事业刚刚起步，沉浸在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当中时，找工作走后门的事情被告发，他迫不得已再次回到农村，这是故事的基本框架。在高加林曲折的人生中，他在农村姑娘刘巧珍和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爱情选择，也成为故事的矛盾重心和他人生变化的转折点。

小说一经面世，就轰动了全国。无论是在读者中还是在评论界，都引起了很大争议。高加林的形象，完全不同于同时期其他作品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在生活中充满个人欲望，为自我实现敢于挑战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这样一个复杂、鲜活的人物几乎突破了建国后当代文学的人物塑造谱系，也冲撞了仍旧处于主流地位的革命话语和集体主义。因此，在短时间内，文学评论界形成了一个研究《人生》的热潮。

1982年10月7日的《文汇报》和1983年第1期的《青年文学》分别刊登了一组评论文章，包括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加林》、邱明正《赞巧珍》、唐挚《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蒋萌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作品与争鸣》在1983年第1期、第2期刊发“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包括席扬《门外谈<人生>》、谢安《评<人生>中的高加林》、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读<人生>札记》、王信《<人生>中的爱情悲剧》、阎纲《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

这些评论在初期主要分为两派：批评的一派把高加林视为失败者和悲剧人物，他只顾个人私利、排斥农村生活、没有为伟大事业献身的理想、把爱情当作工具……如《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如何表现革命理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至上等方面批评了高加林这个利己主义者的形象；而肯定的一派则认为高加林代表了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他继承了父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又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他有进取精神，为向往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做出选择，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年轻人。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旧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碰撞。1949年以来的青年人生观强调克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旧话语体系内，高加林的个人追求使三大差别显现得尤为刺目和难以弥合。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的话语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下，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正符合了先进代替落后的发展逻辑。

随着争论的深入，冷静下来的评论家们开始放弃立场，在作品思想高度和现实挖掘深度上评议路遥的作品，一代青年人的处境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底层青年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出身，在一个差别待遇的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许只有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奋斗者，才能成功。《人生》写出了很多人的困境。苦难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但高加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路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写作，使无数迷茫的青年人开始觉醒，并受到激励和感染，他们在高加林身上汲取了强者的力量和对于理想的大胆追求。

作为向上之路的文学与路遥的人生

《人生》中引用了柳青的一段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成为小说《人生》的经典注解，同时也是路遥人生的最好注解。

七十年前的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石嘴驿王家堡村一个贫困的家庭。路遥是长子，父母陆续给他添了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在路遥八岁时，因生活极度贫困，他被父亲过继给了大伯。大伯勉强供他读完小学，就无力再供他读书了。路遥不愿像父辈一样，一年到头在农村累死累活的劳动还吃不饱饭。那时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延川中学，他坚信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必须要上学。在自己极力坚持和周围人的劝说下，伯父勉强答应让他继续上学。路遥的求学生活充满苦难，用他的表述就是“一直在饥饿中挣扎”。这种感受和经历被他写进了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在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也记述了他曾经的那些痛苦和窘境：“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在这样的惨痛回忆中，我们似乎更加能够理解高加林为什么要那么坚定的读书，要走出农村。高加林的故事中，有路遥自己的人生故事。

中篇小说《人生》一共十几万字，但路遥写了三年。1979年他就在计划写《人生》，1981年夏天完成初稿，1982年发表。按时间推断，其间经历了“人生观大讨论”，路遥在种种争论中很可能已经决定好自己作品应该把握的方向。在与阎纲的通信中，路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视角：关注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生活与人生。

建国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初级教育的普及和大量的知青插队下乡，使一大批接受了教育的初高中生被夹在了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像高加林这样有知识的农村户籍青年，他们既进入不了城市又不甘心回到农村务农，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困难重重。

路遥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批青年的窘境，是因为他曾遭遇同样的困境与折磨。1968年，曾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县委副书记）的路遥被停职并作为返乡知青回到老家，成为农民。人生突然受到如此巨大打击，所幸路遥还年轻，有远大的抱负。他在养父的帮助下成为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73年夏，全国高校普遍恢复招生，路遥动了上大学的念头，因为文学创作实绩突出，延川县领导推荐路遥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延安大学，毕业后当上《延河》杂志的编辑，很快成为陕西作协的驻会作家。这些人生的起伏为路遥创作提供了独特的体验和对现实的感受。

　　　　路遥是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文学给予路遥的是向上的力量。写作之于路遥，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路遥曾说过：“作家的劳动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陕西作家自柳青起，对待文学都有一种献身和殉道精神，路遥更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文学。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所以“青年，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平凡的世界》）

文学与人生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巴金在他的《灯》里借朋友的话说过：“人不光是靠吃米活着的。”路遥的人生轨迹，《人生》中高加林的命运，都在印证着一个道理：人活着，要有执着的追求，要为追求而坚守，这是精神追求的力量。

平凡的世界之外有不平凡吗

《人生》引发的轰动持续了很久，随着戏剧、电影、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出现在舞台、银幕和广播中，即使不认识路遥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讲出高加林和巧珍的故事。《人生》之后，将路遥推向另一个文学高峰的是他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的出版几经波澜，它后来的命运简直是文学和出版界的奇迹。

路遥在1985年秋天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创作完成时他寄希望能够在中国权威杂志《当代》上发表。路遥视《当代》为展示他创作的“风水宝地”，当年为他赢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几经退稿，被《当代》主编秦兆阳发觉并指导修改出来的，也由此奠定了路遥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但这次，《平凡的世界》却没有那么幸运。《当代》的一位编辑看过书稿后，觉得内容平淡，节奏感不强，果断地退了路遥的稿子。全国杂志社和出版社那么多，路遥怀着总会有伯乐懂得它价值的心态继续投稿，没想到这部书稿的厄运还在继续，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没能看上这部稿子。这部差点搭上自己性命创作的小说，就这么一再遭受拒绝和冷遇。不得已，路遥通过朋友找到了广州《花城》杂志社副主编，在得到肯定后，《平凡的世界》最终得以在《花城》1986年第6期上发表。之后，《花城》联合《小说评论》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可评论家们平淡的反应还是给心头火热的路遥泼了一盆冷水。

路遥如此看重《平凡的世界》是有原因的。中篇小说《人生》在全国声名鹊起之后，路遥并没有要安享这份声誉，他立志要做的是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以一部作品记录整个时代，并且要全景式的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生活。为了要完成这样一部充满雄心壮志的巨著，路遥在写作前花费了整整三年时间收集资料做准备工作，他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记录了那段枯燥、劳累、煎熬得让人发狂的生活，为了了解十年间发生的国内外大事，他几乎翻阅了这期间的所有报纸，“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而在为这部小说安排情节、设置人物时，路遥甚至冥思苦想得失去神智。凡此种种，换做常人早就放弃了这种炼狱般的生活，路遥那难以压抑的勃勃野心和他对文学无比虔诚的信仰让他坚持了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当代文坛，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久违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文艺思想，狂飙突进地涌入中国。兴奋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沉浸在西风之下如痴如醉，路遥这种过于保守的现实主义创作显然不能引起他们的任何兴趣。当然，路遥本来就不屑于与那些现代派、先锋派和形式主义一争高下。在他眼中，那些追赶新潮的作品不过是对西方文艺的拙劣模仿，他甚至对当代文学批评也非常失望，认为这种脱离了中国本土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创作终归是东施效颦，而他的《平凡的世界》就是要给这些行为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这部庞大的作品，要证明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但现实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最终是被当时一位入行不久、因错失贾平凹作品而无颜面对出版社领导的年轻编辑，作为弥补失误的稿子而侥幸出版。在出版后，这部作品依然不被出版界和评论家看好。甚至当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学院派”依旧质疑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并认定它能够获奖完全是因为迎合了特定年代的国家意志。

就在《平凡的世界》在文学批评界和“学院派”遭受冷遇时，奇迹发生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广播剧的形式播出《平凡的世界》后，大众反响空前，直播听众超过3亿人，电台、出版社和路遥收到听众和读者的来信近万封。《平凡的世界》自此持续火热，即使在每年出版近万部长篇小说的今天，它依然高居畅销书榜，并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在各大高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中名列前五。而在网络上的各种关于读书话题的讨论中，时常也能见到有人推荐《平凡的世界》，读者真挚的留言让人感慨，路遥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影响。

《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人生》故事的延续。孙少平、孙少安分别在现实中实现着高加林可能选择的两个人生方向：远走高飞，到大城市中发展自己的前途；扎根农村，在改革背景下回乡致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果仅仅是两个青年的成长故事，《平凡的世界》可能并不会赢得那么多的读者。路遥在这部小说中，依旧关注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命运与生活。少平、少安坎坷的奋斗之路，让很多青年人在迷茫困顿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共鸣。生而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但在极度苦难中保持自尊，在欲望与现实的撕扯中相信理想，在肉身受到折磨时依然保持精神昂扬，是《平凡的世界》给那些在苦难中奋斗着的青年人最温暖的抚慰和最具力量的精神引导。

时至今日，书中那些激昂、感慨的句子仍然让人怀念：“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理想主义之作，孙少平、孙少安的人生故事讲述了在平凡的世界中，人能够如何的不平凡。但在《路遥的时间》（航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中，我们却见证了一个不能逃离平凡人生的路遥。1991年《平凡的世界》让路遥成为陕西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这部书在出版时给路遥带来的挫败感早已烟消云散。然而此时，距离路遥病逝却只有六百来天，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路遥已经进入了生命最后的时光，尤其是路遥自己。

与文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路遥的现实生活却是一地鸡毛。由于经济拮据，他不得不让身边的小兄弟航宇以自己的旗号编辑报告文学集，这是当时文化界人士解决生活经济问题的常用手段。文人的窘迫大概文人最清楚，路遥的窘迫只有一直在他身边的小兄弟航宇最了解。虽然路遥在作品中善于塑造那些自力更生、奋发向上的农村青年形象，但他自己的弟弟九娃却没文化没能力，在父母的胁迫下，路遥不得不求人，四处靠脸为九娃谋份工作。此时，在写《平凡的世界》时破坏的身体也突然爆发危机，强烈的自尊心使路遥一直隐瞒自己的病情，直到住进医院。在病床上，虽然动弹不得，但路遥还是勉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和平地结束了这段早已没有实质内容的婚姻。在最后的日子，路遥身边的至亲一个一个离他而去，他曾经的精神依靠弟弟王天乐也跟他突然疏远，路遥在病痛与愤怒中与王天乐决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所面临的那些人生考验，路遥也在经历，只是当他面对这些阴暗的生活时，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撑，最终被围困在了人生的陷阱里。

正是因为需要面对生活的破碎和无奈，人生需要那些不平凡的东西，在《平凡的世界》中也有种种不平凡的人生。这是路遥给我们的启示。

（图片来源：壹图网）

1984年一天的清晨，美国第一位进入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格林（John　Glenn）一个人开车去了华盛顿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博物馆还没有开门，格林站在博物馆外，透过玻璃窗看他乘坐的“友谊七号”返回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有时候，我在想，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错？”此时的格林已经是美国联邦参议员，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提名，但是竞选很不顺利。他说这句话很有深意，好像在怀疑自己选择离开激动人心的航天事业，加入政界，是不是选择错了。总统竞选是那么世俗，那么沉闷，完全不同于在宇宙中俯瞰地球的那种奇妙感觉。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怀念那个敢于梦想，敢于做伟大梦想的时代。

格林怀念的是什么时代？就是上世纪60年代。1961年，苏联人加加林成为第一位太空人；1969年，美国人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人类探索的新边疆一下子被打开了，似乎火星会是下一个人类征服的对象，而走出太阳系的太空旅行也可能只需要一代人就能实现。

那个梦想的时代其实就是野心的时代。

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以伟大的梦想和为追寻梦想而寻找技术突破的激情。阿波罗计划所赋予的是，一个国家（美国）如何能为了追寻梦想而以举国之力运用集体智慧解决复杂问题的那种使命感。但阿波罗计划并没有如当时的人，尤其是科学界，所期望的那样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太空时代。相反，这个计划本身成为了目标，让宇航员成功登陆月球并安全返回成为了目标。达成目标之后，阿波罗计划也就被束之高阁，人类再没有迈出过地球轨道。阿波罗计划勾起了一代人的太空梦，却又埋葬了一代人的梦想。

今年，距离1969年阿姆斯特朗首次登月正好过去了半个世纪。《从零到一》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一句话颇能描述阿波罗世代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沮丧：“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却等来了140个字符（推特）。”

作为手段而不是目标的阿波罗计划

登月50年之后，地球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增加了一倍，经济总量增加了300%，地球变得更加繁荣。但与此同时，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平均增加140%，工业革命之后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的三分之二是在过去五十年排放的。南极洲上空产生了臭氧空洞，亚马逊雨林有五分之一遭到砍伐。显然，加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迭代的科技给人类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以生态环境被破坏和全球变暖最为棘手。

因为人类的活动给地球带来了深刻变化，一些地质研究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Anthropocene）。那么，什么时候是人类世的开端呢？有专家就认为，阿姆斯特朗登月是人类世最明确的开始。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地球之外的星体，地球与月亮之间的关联很紧密，地球的地质年代与月球也有着明确的关联。大多数科学家认定，最初月亮的生成就源自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与地球的碰撞。作为人类世的发端，人类能够影响地球之外的一个星体，并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也非常有标志性。阿波罗登月在月球表面留下的痕迹，包括登月舱起落架、月球车、脚印、月球车的车辙印，以及人类的排泄物等。这些痕迹会长久地留在月球上，不会像在地球上被快速风化。

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依赖两大基石：不断积累的资本和指数级的发展。这也意味着人类的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日益深远。有专家给出了一个量化人类影响的公式：人类的“影响=人口*富裕程度*科技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平均富裕程度的提升，以及技术的变革，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也在快速增长。

恰恰是最近半个世纪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的深刻影响，让更多人意识到重新拾起阿波罗计划所代表的太空探索的重要意义。他们想象着把人类对地球影响的公式改变为“影响=人口*富裕程度/科技变化”，能把科技从分子变为分母，希望太空科技的发展能够减少污染，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就是这种想法的代表，他寄希望于开启一个宇宙工业化的时代，把重工业都转移到太空中去，还地球以清洁。

过去五十年，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也让我们对地球面临的风险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月球上遍布的陨石坑就是活生生例子，比月球大得多的地球所能吸引到的袭击威胁就更高。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专家们基本认同恐龙的灭绝源于一场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大灾难。有更为完备的太空计划，对太阳系乃至之外的宇宙有更深的了解也就变得尤为重要。一位专家甚至说：“恐龙之所以灭绝是因为他们没有太空计划，如果我们因为没有太空计划而灭绝，那真是活该！”

出于同样对地球环保压力或者未来风险的担心，越来越多人也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新的家园。宇航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就有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留在摇篮里。”当代私人航天的代言人，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希望在有生之年让人类真正成为双行星生物，也因此把载人登陆火星作为目标。

把阿波罗计划作为手段，而不是目标，虽然迟到了半个世纪，却获得了新生。

太空探索的价值何在

在重新唤起人类太空梦想的同时，仍然需要思考几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探索太空？为什么要投资探索太空的技术？对于这些问题，至少有三个视角值得我们去关注。

首先太空给了我们一个不同于地球的观测点，可以让我们更超脱地去观察地球，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探究宇宙。全新的视角会让我们有新奇的发现。

在发射了哈勃太空望远镜之后，因为在太空不再有大气的干扰，人类第一次可以看到更清晰的宇宙图片。几乎所有第一次进入太空的宇航员，都会如痴如醉地趴在窗口，回望蓝色的星球，看飞速移动的大陆，看太阳的升与落。在宇宙黑色深邃背景衬托下，我们的地球会显得如此地不同。只有在那一刻，你才可能去赞叹生命的美妙，同时也感慨生命的脆弱。

　　其次，太空探索也能让我们去了解有关如何在太空生活的知识。

为了在太空中重塑人类适宜生存的环境，太空探索必须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循环利用各种资源。比如水就至关重要，尿液需要循环利用。探空探索的一项重要命题就是找到冰，因为这不仅能提供水源，还能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成为太空飞行的燃料。

在太空探索中生存，还需要去了解如何能够让一小群人长时间在封闭空间中合作生存。因为可预见未来的太空探险，不是在太空舱或者空间站，就是在月球或者火星的基地，空间有限，人数不多，时间很长，与地球的联系会随着距离增长而越来越不容易。如果以现有火箭技术，往返火星的行程至少要两年的时间，而火星和地球通讯传输的间隔是24分钟（也就是光速从火星到地球的距离）。

宇航员群体在过去50年发生的最大改变就是从大多数由飞行试飞员（加加林和阿姆斯特朗都是顶尖的试飞员）组成，变成引入更多科学家。如何让这两种人和睦相处很重要，因为科学家常常对试飞员出身的宇航员不屑。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苏利文（KathrynSullivan）是地球物理学家，就曾经对一位轻蔑对待她的前试飞员说：“你不过是我的司机罢了。”

从很多在地球上进行的封闭模拟试验中，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探索太空的宇航员不能只是飞行员和科学家两类人，需要吸引一些有着特定性格特征的人帮助团队成员更好的协作。比如，一个良好的团队需要一个领袖、一个社交秘书、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最好既有内向的人，也有外向的人。而一个团队中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领袖，而是小丑。小丑不仅有趣，还很聪明，对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可以化解绝大部分因成员在长期密闭空间中密切接触而产生的紧张气氛，充当不同人群之间的桥梁。了解团队如何运作、团队何以会出状况，以及该怎样防止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将是决定太空探索成败的关键因素。

让更多女性成为宇航员也会增加团队的韧性。参与阿波罗计划的24名宇航员全部是男性。苏利文发现，当她成为第一批女性宇航训练员的时候，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美国宇航局（NASA）对女性的理解甚至远远赶不上对宇宙的理解。他们给女性设计了标准尺码的宇航服防火内衣，但是女性的胸围和臀围都不是标准尺码能满足的，当女性宇航员抗议了之后，NASA才同意为她们定制宇航内衣。

第三个问题则是关于人本身，在微重力的环境中，我们的人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没有了大气层和地球磁场保护的环境中，人体可能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损害？

这是一系列的难题。

首先是辐射。如果在月球上建设基地，如何规避辐射就成了大问题。科学家发现，在月球表面这样没有任何保护的外太空，宇航员有13%的可能性遭遇太阳质子爆发这样的大幅增加辐射的事件，这将增加患癌症的风险。他们有5%的几率会罹患辐射病，还有0.5%的可能直接被太阳辐射致死。1972年8月就发生过类似的太阳质子大爆发，而在爆发前后四个月分别是阿波罗16号和17号登陆月球，如果任何一次登月遇上了大爆发，宇航员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另一方面，太空探索对骨骼、肌肉、心肺都会有所影响。人体在失重状态下会有很多奇特的表现。比如视力会模糊，但是老花却能缓解；分不清上下左右，总觉得是头顶着地在倒立行走；体液不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反而会加大身体中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的压力，比如说颅内压力。

孪生太空人凯利兄弟就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比较试验。哥哥斯科特在国际空间站工作了一年多，弟弟马克则呆在地面作为对照系。斯科特回到地面之后，研究人员把两人的身体数据做了充分的对比。结果发现，斯科特在太空逗留期间端粒变长了。端粒是细胞核中染色体末端的DNA链，通常会随着细胞的分裂和老化而变短。斯科特体内与免疫系统相关的基因变得非常活跃，与DNA修复相关的细胞机制也是如此。另一个令人惊讶的观察结果是斯科特血液中存在大量线粒体碎片。线粒体是细胞内的微小结构，能从糖份中释放能量，一般只有在细胞受损或因压力死亡时才会进入血液。

好消息是在斯科特返回地球后不久，他体内发生并被记录下来的数千项变化几乎都恢复了正常。这表明健康的人体通常可以很好地从太空飞行的压力中恢复过来。

在微重力的太空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比如是否能够成功怀孕生子？婴孩能否在微重力环境中成长？他们如果要回到地球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这些问题都有待未来的太空探索去回答。

重返月球的意义何在

重返月球的话题最近再次成为热点。在中国嫦娥四号探测器年初成功登陆月球背面之后，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3月宣布美国宇航员将于2024年重返月球。

和50年前相比，重返月球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是在太空探索领域加入了更加多元的竞争。五十年前的登月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现在竞争的格局更为多元，竞争的焦点变成了如何更便宜更安全地重返月球，同时如何将重返月球的经验更好地应用于未来探索火星乃至太空深处。

美国宇航局在太空探险方面也有了全新的尝试，虽然阿波罗计划也曾经有上千家企业参与，但是火箭和飞船的设计完全由宇航局完成。现在诸如SpaceX和贝索斯的蓝色起源（BlueOrigin）这样私营航天公司也参与到了太空探索之中，美国宇航局也习惯了向私营企业直接采购火箭和解决方案。比如NASA总共向SpaceX的猎鹰9火箭和龙飞船提供了4亿美元资金帮助它研发，并直接采用“猎鹰9+龙飞船”作为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的解决方案。有专家预测，如果NASA自行设计全新的火箭+飞船，费用要十倍以上。

私营航天也开始考虑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SpaceX就有一套登月构想：可重复使用的猎鹰重型火箭会先发射一个货仓，将携带装满燃料的登月舱（总计八吨的载荷）运送到低地轨道；另一枚猎鹰重型火箭会发射龙飞船，龙飞船与货仓在低地轨道汇和，宇航员从龙飞船上进入货仓，货仓飞向月球并在月球登陆；宇航员完成月球探险之后，乘坐登月舱起飞回程，货仓留在月球作为未来月球基地的一部分，登月舱返回低地轨道，与龙飞船对接，宇航员乘坐龙飞船返回地球。

与阿波罗计划的月球轨道汇合模式不同，SpaceX的地球轨道汇合模式可以让飞船载有更多的载荷前往月球，并有更多物资建设月球基地。SpaceX计划的核心要素是使用可回收的火箭，让发射成本大为降低，同时增加更多可重复利用的模块，比如说还可以再发射一个或者多个八吨重的居住舱，与登月货仓对接，让宇航员前往月球的旅程更舒适。SpaceX的这些规划，其实是希望拿登月做实验，为未来长途火星飞行做测试。

如果对比一下SpaceX的计划和NASA现有的规划，甚至会发现，NASA的计划太中规中矩，而私人航天的计划更雄心勃勃。

其次，月球也提供了各种为未来更广阔的太空探索做实验的试验场。

月球上已经发现有冰。如果能够大规模开采使用月球上的冰，就可能为太空旅行提供燃料。专家预测，从月球上开采制造燃料并运送到低地轨道，大概成本是每千克3000美元。

在月球上采矿是另一个可能性。已故的美国太空活动家奥尼尔（GerardKO’Neill）就畅想在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太空架设太阳能空间站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太空发电可以通过微波传递到地面，而月球则可以成为建造这太空站的原料产地。

谈到清洁能源，有人建议从月球灰尘中提取氦三同位素（Helium-3）。氦三同位素可以是用于核聚变产生清洁能源的一种原料，却没有放射性，100公斤就能够驱动一座大型发电厂。不过，问题是从月球尘土中提取氦三同位素太不容易，而且关于核聚变发电，人类还远没有掌握全部技术。

还有人希望能在月球上开采类似铂金这样的贵金属。月球每年遭受大量陨石袭击，很多陨石里就有大量贵金属。如果能有效开采，可能带来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的收入。当然大量贵金属带到地球会因为供求关系的彻底改变而大幅拉低贵金属的价格，但专家认为这可以导致铂金的广泛使用，就好像当冶炼成本大幅降低之后铝被广泛使用一样。如果铂金很便宜，那么大量使用铂金的氢燃料电池也就会变得特别便宜，同样会推动清洁能源的普及。

阿波罗计划之后，NASA因为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太空而备受批评，很多人认为它浪费了那一代人对梦想的追求。同时，也有批评者常说：“既然我们能把人送上月球，为什么我们不能……”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减少对地球的污染？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地球上每个人都脱离贫困？为什么我们不能阻止全球变暖？既然举国之力可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克服各种困难，为什么不能用举国之力去解决其他问题？是缺乏动力、缺乏资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现在，我们知道，阿波罗计划的终止，既有政治的考虑（美国首先载人登陆月球成功是美苏争霸胜利的代表），也有成本的考量（毕竟阿波罗计划的最高峰，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了4.4%的预算）。

现在新的野心被燃起，不只是因为有了新的需求，也因为有了更多的参与者，重返月球将只是第一步。

（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图片来源：壹图网）

嫣然/文 《哪吒之魔童降世》（下文简称《哪吒魔童》）正在创造中国动画电影的多个奇迹：豆瓣上最高的开画评分、票房上最快的破亿记录……谁都没想到今年不温不火的暑期档被一部国产动画电影拯救了，这个号称史上最丑的小孩，让观众在电影院里又笑又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7月30日），该片票房已经过了10亿，成为票房最高的国产动画作品，甚至有望进入中国电影总票房前十。

这部影片最大的看点是对传统哪吒形象的结构和重塑。片中哪吒一改灵珠转世的正面形象，变成了魔童，长得丑，有破坏力，百姓都惧怕他，从小被关起来，没有朋友、没有同伴。但最后，魔童却成为了拯救陈塘关的大英雄，百姓们自发对其下跪道谢。

导演说影片的主旨是面对偏见的人生如何打破偏见以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对命运的不妥协和反抗。这样的内容和导演饺子（原名杨宇）本人的经历很像。杨宇并不是动画相关专业出身，大学学的是医药专业，自学动画，2008年独立制作动画短片《打，打个大西瓜》惊艳国内动画行业。该片画面并不精良，甚至颇为粗糙，可是内容却有趣又有深度。导演用十分戏谑且易懂的方式，讲述了他对战争的看法。该片参加了多个电影节，都获得极高的赞誉。

非科班出身的身份却有想做动画的理想，付诸努力并得到回报，是导演对自己命运的反抗。所以《哪吒魔童》中，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也是导演向世人发出的呐喊。这种发自肺腑的声音可以激起观众心灵的火花，引起观众对自己不公平的命运的反抗，但导演并不是在空喊口号，因为他自己实现了命运的逆转，片中哪吒实现了，那影院的观众也可以为之努力。

契合当下的情感叙事

大部分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都觉得影片“燃”到了自己。这份燃，在2015年夏天也有过一次，那时点燃的是大圣。《大圣归来》（下文简称《大圣》）在当时也创造了多个国产动画的奇迹，就单拿票房这一点来说，近10亿的成绩成为动画电影的天花板，直到此次《哪吒魔童》问世。在这之前，中国动画电影票房一直在3000万-6000万区间徘徊，只有羊和熊（《喜洋洋》《熊出没》）得到过破亿的成绩。但羊和熊不管成绩多好，都无法作为中国动画的代表，观众会对其内容和故事的低幼化、无脑化等多方面进行批评。

《大圣》的故事并不复杂，就是讲大圣帮助一个小孩打败妖魔的故事。但为什么《大圣》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核心还是一个“燃”字。大圣对自我的认知，对自己责任的承担，最后冲破枷锁找回“自我”，这种情绪会深深的感染观众。尤其是成年观众，对影片中大圣一开始的逃避感同身受，也对最后的觉醒心存敬佩。观众的情绪被带动，自然会有良好的观影体验，自来水就是这么形成的。

电影被称之为第七艺术，但其实是艺术性、娱乐性、工业性三者并存的。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娱乐性是最重要的。观众是否喜欢一部电影，评判标准往往是这部作品是否打动自己，或哭或笑或感动，情感有了共振就是好片子。观众不太会在意影片的灯光、摄影之类的技术问题，甚至故事都不是最重要的。故事的好坏标准不是是否工整合理，而是动人。

所以当今电影创作最重要的是“三情”——情感、情绪、情怀。三者有一，就可以摸到成功的大门了。纵观这几年的爆款，比如《战狼》、《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动画中的《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及现在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都是如此。并不是说他们故事不好，而是和观众在情感上引起共鸣之后，影片的一切瑕疵都不再重要了。这也是一般来说喜剧的成绩会比正剧好的原因，能让观众在电影院里酣畅淋漓地笑120分钟，必然是一种成功。

情感共鸣需要分时分地，契合当下很重要。最近几年在高票房的片子中，国产的比重越来越大，好莱坞的影片越来越难以获得好成绩，动画片尤为突出。不管是好莱坞还是日本，进口的动画电影在国内市场能拿到4亿就算非常好的成绩了，远远不及《大圣归来》。原因就是情感共鸣问题。国情不一样，观众的生活和感悟也完全不同，美国人拍的情感已经非常难打动国内的观众了。

国际上成熟的电影市场，影片票房都是国产高于进口影片，毕竟只有本国的创作者才能知道本国的观众最需要情感宣泄的是什么。但好莱坞的厉害之处在于聪明的规避这个问题，他们拍摄的大多是普世情感，追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看得懂并且理解的情感。所以，好莱坞的影片多是亲情友情爱情、个人成长、个人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样的情感必然会公式化和套路化，所以，很多观众在看《玩具总动员》《狮子王》的时候会觉得没意思。

好莱坞追求的是全球化的收益，发行几乎涵盖所有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地区有一点收益，汇总起来就是不容小觑的成绩。对于动画来说，长久的收益更重要，一部作品如果能播50年都被观众喜爱，那带来的其它收益（比如衍生产品）就更加可观了。但对于当下的国内观众来说，这种不痛不痒的普世情感远没有哪吒对命运的反抗吸引人。

向个人叙事转变的解构和重塑

让我们再说回《哪吒魔童》，这部影片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吒和敖丙的“双生子”的设定。哪吒打敖丙是哪吒闹海整段故事的起因，导演非常大胆的在这上面进行改动，把哪吒和敖丙设计成两颗同时诞生的灵珠转世，但一个天生为善一个生来为恶，两个人像阴阳两极。有意思的是，天生善的灵珠给了邪恶的龙族一方，而生来为恶的魔珠给了代表着善良一方的李靖的儿子，就是主角哪吒。所以，两个主角哪吒和敖丙一直都处于自我认知的漩涡中，身为龙族的三太子一直热衷做善事，而身为总兵大人的儿子却被百姓讨厌和躲避。两个人最后的决斗也就顺理成章了，绕了一大圈回归到了原作故事的脉络中。

“阴阳双生子”的设定在其它作品中也经常可以见到，比如《灌篮高手》中的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火影忍者》里的鸣人和佐助，古龙小说《绝代双骄》的花无缺和江小鱼，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和杨康。这种双生子异同的身份错位，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理论”，是自我认同的重要方法。《哪吒魔童》中的这种双生设定还有一对，就是哪吒和敖丙的师傅——申公豹和太乙真人，所以影片对于身份的认同和讨论更加复杂，也更加有戏剧性。

哪吒的故事虽然出自封神演义，但传承并不广，远没有西游记的故事耳熟能详。在中国，只有南方闽台地区有供奉哪吒为神的习俗，北方大部分地区哪吒的形象并不常见。我们所熟知的哪吒长相和故事版本，都来源于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美影厂）拍摄的《哪吒闹海》。《哪吒魔童》中哪吒的造型虽然用丑来解构，但还是能看出出自美影厂的《哪吒闹海》，哪吒梳着两个发髻、留着齐刘海、穿红色的肚兜、额头有印记。

美影厂的《哪吒闹海》最重要的功绩是定义了“哪吒”这个形象，也定义了哪吒的故事。

原著《封神演义》有点接近于传奇话本，讲武王伐纣时期的神话传奇，里面很多人物和故事并不符合现今观众的观看习惯。很多人物做事情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作者只是告诉读者这个人那时候做了一件什么有趣而厉害的事情，并不考虑逻辑关系，解释不通的时候，就用宿命论来解释，全书的所有动机都是天命。

原著中，哪吒就像一个家长管不了的熊孩子，到处闯祸，闯了祸还有师傅太乙真人罩着。最后实在兜不住了，太乙真人给他建议，为了不连累父母才削肉还母、剔骨还父，事后托梦与母亲让其建个庙给自己供奉香火，这样自己就能复活了。怎么看都不讨喜，也不像个正面人物。原作中，太乙真人如此包庇到处惹祸的哪吒，理由是哪吒有帮助武王伐纣的天命，周有灭商的天命。

美影厂的《哪吒闹海》把这段故事改的逻辑清楚有血有肉，哪吒为什么要打龙王三太子，因为龙王鱼肉百姓，抓童男童女。美影厂改编这个故事的时候带着很强的时代烙印，故事中的哪吒有一种古希腊的悲剧英雄气质。哪吒的自尽没有谁有错。哪吒的世界非黑即白，抓小孩吃就是坏人，不管这个坏人是谁，是坏人就要打。但哪吒的父亲李靖代表了一种更高立场的外交关系，身为守护一方百姓的地方官，处理问题的方式却是灰色的。龙王再有问题，也不能真的打死人家儿子，龙王再无理取闹，李靖也只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这样做并没有“错”，现实生活的大部分就是灰色。

所以当龙王发难，性格纯粹的哪吒为了陈塘关的百姓和为难的父亲，拔刀自刎，重生后脱离了亲情的羁绊才可以施展拳脚大闹龙宫。哪吒死于环境的复杂，死于信念的冲突，死于进退两难的人性。所以这一版的哪吒，有着非常强烈的古典悲剧色彩，直通人心，那一剑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动画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美影厂的《哪吒闹海》拍摄于1979年，哪吒的原型虽然是熊孩子，但却带有很强的叛逆精神，天不怕地不怕，这种精神正符合当时创作者和观众的情感需求。新时代的人需要发出反抗的声音，对抗旧时的思想。但这种反抗又是悲剧色彩的，不仅体现了创作者们经历的创伤，也反应了人们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并不怨恨的宿命感。

《哪吒魔童》中，哪吒更是叛逆的，是反抗的代表，但反抗的不再是体制和社会，而是命运。哪吒不再对命运认命，不认可宿命论，所以才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新版的哪吒是对老版本哪吒的解构和重塑，几乎是同样的故事用不同方法又讲了一遍，用新时代的观点和情感去讲古老的故事，这点非常像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系列。

美影厂的《哪吒闹海》是宏大叙事的代表，主人公面对的是家国天下的矛盾。新版的《哪吒魔童》是典型的个人自由主义叙事，讨论的更多的是自我认同问题，我是谁，我要干什么，个人命运和个人意志的讨论在首要位置。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叙事主流，或者说，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种可以打动观众的当世情感。日本动画也经历过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转变的过程。日本动画的宏大叙事期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地球危机、战争等成为动画作品最常见的主题，时间上和美影厂做《哪吒闹海》基本一致。

那个时期，世界经历冷战和核危机，人们普遍关注的都是大国博弈中人类的命运，忧心的也是作为百姓的个体生存，所以当时的诸多作品都可能看到冷战的影子。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了，世界经济经历飞快发展、泡沫和金融危机，人们在意的不再是世界怎么样、人类怎么样，而更多是自己的生活怎么样。

所以1997年，日本诞生了《新世纪福音战士EVA》，作品的大设定虽然还是人类灭亡世界毁灭，但探讨的核心变成了一个少年为什么要承担拯救人类的使命，人类灭亡跟“我”何干。“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直是主角要解决的问题，不认同身份的标签性，凭什么英雄就要被打，凭什么天选之人就不能逃避。

这跟《哪吒魔童》中哪吒的困境是一样的，在意自己是谁，并且反抗权威，不管别人怎么说，做自己最重要。这些种种都合乎当下社会的情感困扰，就像《哪吒魔童》喊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一样，完全契合了所有在奋斗路上的人们的心声。

后大圣时代的中国动画

《哪吒魔童》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它的不足和问题都很明显，比如造型风格不统一、人物行为逻辑欠缺、内容和主题思想并不完全吻合、小品段落过多影响剧作结构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观众喜欢足以说明了一切。身为动画从业人员，看到有这样一部爆款动画是兴奋的。

中国动画有着辉煌的历史，万氏兄弟《铁扇公主》启发了日本现代动画的诞生；建国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做的影片屡获国际大奖，开创了水墨、剪纸等多种独特的动画技法，中式美学和技术震惊国际；《哪吒闹海》在戛纳电影节参展，年轻的宫崎骏最向往的地方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但这些辉煌都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艺术家们不计成本不计成败才能创作出那些优秀的片子。2000年前后市场化后，以盈利为目的进行创作，让美影厂走下了创作的核心位置。水墨动画的成本要远高于现今任何一部动画的成本，工艺复杂、制作速度慢的艺术动画完全不适合市场化需求，于是再也见不到了。

就是因为曾经的成绩太过于辉煌，“国漫崛起”一直是国人心中最深的期盼。很多人觉得动画行业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事实上，中国动画走向自由市场了之后，就几乎没有赚钱的。动画制作成本高昂、制作周期长，在国外，播出环节是重要的回款方式，但在国内，传统的播放渠道（电视台）并不给钱，导致动画直到播出之后都是赔钱的，需要靠其它方式来赚钱。每个制作者都在尝试不同的方式来赚钱，结果并不理想。所以，中国的动画进入了恶性循环，压低制作成本来减少赚钱压力，拼命降低制作成本必然会导致质量大打折扣，“国漫崛起”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

《大圣归来》就像一针强心剂，让国人期盼了多年的崛起看到了曙光，也让市场看到了动画的力量，于是资本们纷纷投入动画行业。谁都想做出第二个大圣，谁都想做中国的迪斯尼、中国的漫威，但动画不赚钱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

《大圣》是个不可复制的特例，其票房大卖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凑到了一起。但其他作品并没有这种运气，必须靠传统的方式来赚钱。可一直以来，动画行业的产业链都没有形成良性的循环，也没有形成完善的商业模式。尤其动画制作周期长、成本高，三年做不完一个片子太正常了。一个动画电影制作周期8年10年是常态，但大部分资本没有耐心等这么久，投资一部动画的钱可以投拍三部真人影视，做一部动画的时间能做至少十部真人影视。被《大圣》吸引来的资本发现赚不到钱就纷纷撤离，这些资本并没有为动画行业带来什么，反而留下一地鸡毛。

电影也是生意，而动画在这门生意中非常弱势。现在《哪吒魔童》爆了，比《大圣》还要爆，一定又会吸引一批资本进入到动画行业。好的方面是，资本的进入会给行业增加很多机会，会让像饺子这样的导演可以有机会拍自己的作品，有机会实现梦想。

但令人忧心的是，可以预见，这次的资本热潮会高于从前，但在行业没有良性循环的情况下，大量的资本涌入，资本要盈利，行业必然会被资本绑架，创作上会有顺应市场的要求，“行业规则”上也会随之改变。

另外，这次《哪吒魔童》除了内容上有亮点的地方外，营销上的成绩也非常显著，宣发公司在控制口碑上下足了工夫和成本。好的影片也需要好的营销，但这种营销手法是大资本的手段，小公司没有实力和成本去做这样的工作，小公司的创作空间和生存空间仍可能会被剥夺。

希望这次《哪吒之魔童降世》可以带来真正的“国漫崛起”！

(作者系动画制片人、编剧、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客座讲师）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陈永伟/文 

二手市场，事情正在起变化

最近几个月，一直波澜不惊的二手电商市场新闻不断：

5月16日，58旗下二手交易平台“转转”公开在媒体上宣布与京东旗下二手交易平台“拍拍”在对业务发展的判断上存在差异，因而无法达成合作。市场上流传已久的“转转”将收购“拍拍”的传言由此终结。

6月3日，京东对外宣布，其旗下二手商品交易平台“拍拍”将与“爱回收”进行战略合并，同时京东将领投“爱回收”新一轮超过5亿美元的融资和战略整合交易。合并后，京东将成为“爱回收”最大的战略股东。

7月9日，阿里旗下的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宣布将参与回收产业链条，并已经支持包括数码产品、乐器、图书、衣物鞋帽以及虚拟卡券在内的57类商品的上门回收。

以上所有的事实都表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在二手交易电商市场上，一种被称为C2B2C的商业模式正在悄然兴起，而行业头部企业之间对于市场的争夺也在日趋激烈。

只要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二手电商交易市场的发展，就会发现在很长时间里，它在整个电商市场中的存在感其实非常低。

我国的电商起步很早。早在上世纪末，易趣、当当等一些电商平台就已经崭露头角。此后，随着淘宝的异军突起，上网购物更是迅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消费方式。然而，最早发展起来的电商平台，销售的大多是标准化、品牌化的产品。相比之下，二手交易电商的发展则要晚得多。虽然市场上也有像“孔夫子旧书网”等交易平台的存在，但这些平台只限定于服务一小批特定人群，交易总量很小。直到近几年，这个领域才逐渐开始被人们所重视，相关的竞争才激烈起来。

那么，为什么作为电商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整个电商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二手交易电商在很长时期内显得十分冷清？为什么在近一段时间，这块原本清净的领域又波澜迭起？新崛起的C2B2C究竟有什么奥妙？它会不会取代C2C成为二手电商交易的主要模式？二手交易电商的终局又将如何？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还要从几十年前的一篇论文说起。

为什么二手交易电商长期波澜不惊

1970年的一天，30岁的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终于收到了印有自己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TheMarketfor"Lemons":QualityUncertaintyandtheMarketMechanism。注：在英语中，柠檬有次品的意思）的新一期《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漫长的等待和被拒稿的痛苦终于在这一刻花上了句号。这一期的《经济学季刊》一共有十三篇论文，阿克洛夫的被排在第七篇，并不怎么显眼。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篇并不算太显眼的论文却是整个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经济学文献之一。事实上，正是这篇论文开启了一个被称为“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onomics）的经济学分支，并在三十多年后为它的作者赢回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那么，这篇在经济思想史上享有如此崇高地位的论文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概括来说，就是一句话——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可能会失灵。为了论述这个观点，阿克洛夫给出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例子。在二手车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一辆外表看起来质量很好的车，它的发动机却可能是被大修过的。这种信息卖家很清楚，但买家要知道却很难。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很严重，那么这个市场就可能难以运作起来。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景：你是一个二手车的潜在买家，正在考虑购买一辆外表不错的车。假设这辆车真的像它的外表那么好，那么它应该值20万。但是，你真的会出20万去买这个车吗？当然不会。因为你会考虑，这个车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那么这个车就只能值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例如15万。好，现在你根据想法报出了15万的价格。那么，那些真的好车的卖家会卖车吗？很难！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车值20万，为什么要以15万贱卖呢？只有那些自认为自己的车存在毛病，不值15万的卖家才会愿意出售自己的车。考虑到这点，当你发现卖主愿意按照你的报价卖车时，恐怕就要有所顾虑了，因为这多半说明这车其实不值你的报价。为了不买亏了，你又进一步给出了一个更低的报价。但完全重复和前面一样的推理，就会知道，那些好货的卖家总不愿接受报价，凡是愿意按照报价卖的，车的质量其实都不值这个价。于是，你的报价不断降低，优质的卖家不断出局……在这种“逆向选择”过程下，整个市场就会逐渐萎缩。

毫无疑问，阿克洛夫出于论证的需要，故意将自己的例子编写得略显极端——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论文才会在开始时被认为过于离经叛道，因而频遭拒稿——但其阐述的逻辑却是十分强大，并且在现实中被证明真实存在的。诚然，现实中的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促进信息的流通和交易的顺畅，从而让市场免于萎缩，但这一切都是要付出成本的。正因为如此，较之那些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市场，那些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的市场确实是人们不太爱触碰的领域。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二手交易电商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相比于一手交易，二手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严重得多。在线下环境中，消费者可以通过试用等手段来缓解相关的问题，然而在线上，要成功地传达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却非常难。举例来说，一些平台为了加强信息的传播，对产品采用了品相分级制度，一件商品从旧到新，可以分为十个等级。这个办法看起来很好，但究竟一件商品应该是“九成新”还是“八成新”，都是基于卖家的主观判断划定的，“九成新”品相比“八成新”还糟糕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就注定了相关的纠纷会比较多，平台的管理成本也会相应较高。对应的，平台经营相关业务能获得的利润就较少，因此经营的积极性也就会较低，其发展的相对缓慢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手交易电商的各般活法

尽管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之下，二手交易电商在总体上发展比较慢，但不可否认，还是有不少二手交易平台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自己的“活法”。

一种“活法”是将经营范围缩小到一个足够小的利基市场，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交易产生的影响。老牌二手书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就是采用这种活法的典范。“孔夫子”成立于2002年，甚至比淘宝还要早，在二手交易电商平台中，堪称元老。它的经营策略很简单，就是专心做二手书。相比于其他商品，二手书市场是很有特点的。

一方面，它是一种近似于标准化的产品。虽然关于书的品相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并且这种信息不对称很难通过在线的描述来缓解，然而在书的内容上，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则很少。对于其他商品，新旧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但书则不同。大部分人买书，最关注的是它的内容，而对于品相的关心相对较少。而且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要上网买旧书，就多少会对书的内容有了解，甚至了解程度比卖家更高。这就决定了对于二手书来说，影响交易达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较小。

另一方面，像图书这种商品，买卖双方往往对同样的品相具有较大的估值分歧，而这种分歧恰恰有助于交易的达成。如果细细分析一下前面提到的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过程，就会发现我们在论证这个过程时，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买卖双方对相同品相的商品作出的估价是类似的。但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买家对商品的评价要远高于卖家时，即使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交易也可能达成。

试想这样一种情况：假设当某本旧书是九成新时，其卖价是30元，而如果它只有八成新，卖价则只有25元。但对于一位爱书人士来说，他对于八成新的书的估价可能也高于30元。即使他想到某本标识九成新的书可能是虚报品相，真实品相可能只有八成新，但对于他来说，即使如此，这本书依然值得买。

第二种“活法”是通过一些市场设计的手段来缓解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在“闲鱼”、“孔夫子”等二手平台上，都有通过拍卖来出售商品的模式。其实，拍卖就是挖掘信息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鉴别能力是不同的，鉴别能力更强的人更容易掌握信息。通过拍卖的叫价过程，这种原本被少数人占有的信息就可以逐步分享给其他人。这样一来，整个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就减少了，商品的流转和配置就会变得更有效率。

不过，相比于一般的交易模式，拍卖的过程会更为复杂，完成整个交易所需要的时间也会更长，因此其交易效率是相对低下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部分商品（尤其是价值比较高的商品）的出售方式，很难被普及。

第三种“活法”是通过社交来加强信息的交流，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这种“活法”的一个典型是“闲鱼”的“鱼塘”。在“闲鱼”中，人们可以按照地理位置或兴趣爱好建立不同的“鱼塘”。人们既可以在“鱼塘”里面晒出自己的商品，也可以发出自己的需求，更可以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这样一来，每一个“鱼塘”就是一个圈子，人们可以通过社交成为彼此的朋友。通过不断的交流，潜在的买卖双方能够对彼此知根知底，相应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会随之消失。不过，这种交易方式的交易效率也是相对低下的，达成一个交易的时间可能很长。事实上，闲鱼力推“鱼塘”，本来也不是为了促进消费，而是为了探索社交领域，从而弥补阿里巴巴在社交环节的不足。

总而言之，无论是深耕利基市场、采用拍卖等市场设计手段，还是采用社交来辅助交易，其达成交易所需要的成本都是较高的。这使得它们要么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要么难以做大销售量。显然，从盈利的角度看，这是相当不利的。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模式——C2B2C就开始出现了。

所谓C2B2C，就是闲置商品的所有者先将它们卖给电商平台，平台在回收商品之后，经过一定的维修、检测，再将它们重新出售给消费者。相比于买卖双方通过平台直接进行交易的C2C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将对原本非标准化的二手商品重新实现标准化，让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大为降低，从而大幅提升2C端的交易效率。不过，C2B2C模式的短板也十分明显——它在大幅提升2C端交易效率的同时，背负了巨大的回收商品成本。如果这种成本无法降低，那么这种模式就很难成功。

C2B2C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拍拍”。说起成立于2005年的“拍拍”，真可谓是命运多舛。最初，“拍拍”是腾讯旗下的电商平台，曾一度被赋予了抗衡淘宝、争夺电商市场的厚望。然而，随着腾讯的战略调整，它最终被卖给了京东，从此销声匿迹。直到2017年，这个消失多年的平台才被京东重启，并被贴上了“品质二手交易平台”的标签。为了保证品质，“拍拍”动用了大量的人手对闲置商品进行回收、分类和维护，保证了商品的品质。这为“拍拍”迎来了一片叫好，但却并没有迎来相应的叫座。事实上，这种对二手商品的严格把控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商品的品类。不久之后，“拍拍”就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将出售商品的重心从回收商品转为了京东本身的库存品。

二手交易怎么就火了

虽然二手交易平台各有各的“活法”，但这些“活法”大都是生存有余，发展乏力。在很长时间内，二手电商的发展依然比较缓慢。根据Quest－Mobile发布的数据，直到2017年底，我国二手商品交易应用在移动互联网用户中的渗透率仅有3.6%。而根据极光大数据的统计，同期的综合电商应用在移动互联网用户中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9.9%。

然而，这种情况在最近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始讲述的那样，几大二手交易平台开始积极扩军备战，而在它们背后，更是隐隐有阿里巴巴、京东等巨头的影子。

为什么冷清需求的二手电商市场突然就火了呢？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二手交易这块市场的规模十分巨大，对于电商巨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根据电商智库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二手电商发展报告》，2017年底二手交易市场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000亿，2018年的市场规模约为7000亿。应该说，这个数字是十分庞大的。尽管这块市场确实属于“硬骨头”，开发起来成本非常高，但庞大的市场规模本身就让它具有了足够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电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肥肉”已经被争夺殆尽的今天，这块“硬骨头”的相对价值就大幅提升了，其吸引力也开始逐渐显示出来。

其次，很多相关政策的出台也促使了二手交易的发展。例如，现在上海已经出台了最严格的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市民开始不得不面对“侬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既然人们丢弃物品都需要花费成本进行事先分类处理，那么何不干脆将其中的一些有用物品挑出来卖给二手平台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类似的政策事实上是帮助二手交易平台降低了对闲置品进行分类回收的成本，从而让C2B2C的前端成本大幅降低。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政策的推行，C2B2C模式将会变得更为流行。

再次，共享理念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前些年，“共享经济”可谓是最火的市场概念。在“共享”大潮之下，共享出行、共享住宿、共享充电宝，甚至共享雨伞等概念纷纷出现。虽然这股大潮很快退去，很多一度风光无限的共享企业也纷纷衰落，但正所谓大浪淘尽始见金，在“共享经济”热炒退去之时，真正的共享理念却已经逐步深入人心。很多人开始认识到，闲置的商品本身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交易的。在这种理念下，买卖二手商品就逐步成为了一种风潮。

最后，电商巨头出于弥补自身生态环境的考虑，也需要对二手交易足够重视。某种意义上，诸如“闲鱼”、“拍拍”等平台都不能算是独立的电商交易平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巨头的商业生态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这些二手平台对于电商巨头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

一方面，它们可以有效地弥补电商巨头在品类上的不足。举例来说，我们在使用手机淘宝搜索某商品时，经常会发现它们已经售罄的消息。不过，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你很可能会在同时显示的“闲鱼”搜索中找到这种商品的二手品。这样，你就可以买到本来已经无法从淘宝购买到的商品，对于淘宝平台的满意程度也会因此而提高。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帮助电商平台消耗存货和退货，从而让整个交易生态形成完整的闭环。我们知道，像天猫、京东这样的大型电商平台，往往会有很多的存货和退货。这些商品的品质不算坏，但在平台上按照一手品出售却有困难。这时，将它们放在二手品市场上进行交易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此外，二手品还有天然的话题性，这让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对一手品进行宣传的职责。一个商品好不好，用过的人最知道。尽管在一手交易平台上也有评论，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情况，但相比之下，从事二手品交易的用户对相关信息的掌握往往更为透彻，这就让二手平台可以承担一定的广告职能。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二手电商平台对于其背后的电商平台所具有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电商巨头在支持其旗下的二手交易平台发展时，并不会太过考虑其本身的盈利，而是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对于整个商业生态的意义上。了解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电商巨头不惜亏本，也要大力发展旗下的二手交易平台了。

二手交易市场去向何方

目前，二手交易市场上的竞争已经趋于激烈。那么，未来这个市场的走向将会是什么样？哪些模式、哪些企业将会胜出，哪些模式、哪些企业又将归于失败呢？尽管最终的答案需要时间来给出，但一些趋势应该还是可以判断的。

在我看来，二手电商很可能会趋向于一种“综合平台寡头对峙，专业平台百花齐放”的态势。

一方面，在几大电商巨头的支持之下，“闲鱼”、“拍拍”等巨头很可能会成为长时间对峙的行业寡头。依靠背后巨头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这些综合类二手平台应该会在C2B2C模式上有更多的发展。在这些平台的推动之下，对闲置商品进行回收、分类和维修有希望在未来成为一笔大生意。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二手平台的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电商巨头本身的商业生态进行补充，其本身盈利的考察未必很重要，因此这些平台之间通过价格战等方式进行争夺的可能性会很高。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综合二手电商平台之间应该会爆发比较激烈的竞争。

另一方面，在某些细分的利基市场，专业的二手交易平台将会持续存在。在这些平台上，C2C很可能还是最为重要的交易形式。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细分的利基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较小，逆向选择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深耕利基市场，已经形成了良好生态的专业二手平台就有可能持久存在。而相比之下，综合性平台在这些领域的优势是较小的，所以不太会过多涉足。例如，我们可以预期，像“孔夫子”这样的二手书交易平台在未来还会持续存在，无论是“闲鱼”还是“拍拍”都很难取代它。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巨头支持的综合平台，专业二手交易平台的实力通常较弱，这决定了它们很难像前者那样有效地采用C2B2C模式。相比之下，C2C模式对于它们很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因此在这些平台上，C2C可能将持续作为最重要的交易形式而存在。

(图片来源：全景网）

2017年9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索邦大学，面对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大学生，就欧盟改革问题发表演讲。他承诺要与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者斗争到底，捍卫统一欧洲的愿景，同时对欧洲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勾勒了蓝图，包建立括统一的欧盟军队、妥善处理难民危机、改革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等。媒体盛赞，这是几十年来法国领导人提出的最令人期待的欧洲改革方案。

到现在，快两年的时间过去了，马克龙畅想的欧盟改革却遭遇了困难重重的残酷现实。6月14日召开的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就设立欧元区统一预算机制的框架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建立规模为170亿欧元的“促进竞争力和趋同性预算工具”（BICC），作为支援欧元区改革项目的公共基金。令人瞩目的是这项计划所采用的具体措辞。马克龙曾经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一种财政稳定工具，以在欧盟成员国经济低迷时期稳定需求。然而在一年多的谈判之后，欧盟放弃了“稳定”这一提法，只用了“促进竞争力和趋同性”这一模糊的、显得有些老套空洞的措辞。正如荷兰财政部长霍克斯特拉曾嘲笑的，马克龙的这项提议“一开始是一头大象，后来变成了一只老鼠，现在老鼠被关在了笼子里”。

马克龙的宏大目标在压力之下的不断缩水，其背后隐藏的是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建立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统一预算的疑忌心理。在当前的情况下，不仅马克龙所追求的欧洲领导地位已成空想，而且法国正在面临被其他欧洲国家孤立的风险，这是因为欧盟内的一些富国产生了反对统一预算的共同利益。

马克龙的前经济顾问沙欣·瓦莱认为，在欧盟财政改革问题上，一方面法国急需德国支持，需要对德国做出妥协，另一方面由荷兰、丹麦、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瑞典组成的“新汉萨同盟”也在杯葛他的努力。在去年举行的梅斯堡峰会上，“新汉萨同盟”否决了德法所达成的妥协。然而，德国对于“新汉萨同盟”的阻挠似乎无动于衷，其背后有何玄机？

理论上，欧盟预算目前的设想是，为各方一致同意的能提高生产率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这显然有助于解决欧盟的长期经济问题。但德国总理默克尔长期以来提出的建议是，由欧盟委员会与各国政府签订契约，各国通过实施改革来换取资金的投入。显然，这能确保改革的最终落实，而不至于使投入的资金打水漂，也符合肯定要为此出钱的“新汉萨同盟”各国的利益。默克尔尽管在名义上一直给马克龙的统一预算构想打气，但实际上要争取德国对该预算的掌控权。当然法国也有支持者——由社会党领导的西班牙政府。西班牙认为欧元区预算的规模必须足够大，以实现其经济功能。但由于欧盟各国间的利益差异，最终妥协达成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规模很有限的统一财政预算。

欧盟之所以急需统一预算，是因为它目前仅仅实现了关税与货币的一体化，财政一体化进程远远落在后面。这一格局给欧盟留下重重隐患，也成为欧盟内部不和的诱因。自欧元区成立以来，德国、荷兰等出口大国受益于不断走弱的欧元汇率，但作为进口国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不得不承受经常账户逆差，并因国内各种结构性问题而陷入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失业率高涨。单一货币区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应对危机。而欧洲又没有机制化的财政救助制度，南欧国家要争取救助，只能靠与德国等国谈判，这往往陷入一种相互指责的扯皮状态。若不实行统一财政预算，不仅南欧国家的长期危机难以缓解，人们还会日益质疑单一货币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可能导致欧元区的崩解，那将会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致命打击。

但是，由于财政一体化涉及各国财政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推行的难度极大。尤其是德国等国要“出血”，就必然要求在监督结构性改革方面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作为交换条件。要让各方遂心如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难民问题等原因而在国内承受巨大压力的默克尔政府，并没有多少心情来配合马克龙的改革。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只会导致执政者在国内受到更多指责。

尽管在预算问题上，由于意大利可能从统一预算中获益，所以是马克龙的支持者，但在难民问题上，其又和法国相冲突。这也凸显出马克龙在试图推进多个目标时面临的左支右绌的困境。6月底，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府要求欧盟废除其处理移民问题的体系。如前所述，妥善解决难民危机，尤其是其中的各国责任分配问题，是马克龙欧盟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但作为欧盟轴心的法德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日益面临其他欧盟国家不配合的局面。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坚决拒绝承担援救难民的义务，并声称要捍卫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抵抗入侵”。但欧盟所代表的美好生活愿景以及中东多国的持续战乱决定了难民会源源不断涌入，只靠堵截是行不通的。不救助这些难民就会损害欧洲长期坚持的价值观，欧洲以南的国家逐步陷入崩溃和碎片化，也会使欧盟精英长期构想的“欧洲-地中海世界”化为空谈。

此外，欧洲的分裂不仅表现在“南-北”方向上，还表现在“东-西”方向上。上世纪末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目前表现出日益强烈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英国决定退出欧盟之后，它们与德法等传统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可能成为欧盟内部的主要矛盾。虽然这些脱离前苏联控制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得到了欧盟的大笔援助，但它们依然认为自己在欧盟内部被边缘化。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基本打消了短期内加入欧元区的计划，而显然这会削弱它们的欧洲认同。匈牙利等国坚决反对接收难民，而西欧国家又对这些国家的内部施政背离欧洲价值观感到不满，多次提出对其加以惩戒的议案。欧盟内部离心力的上升对于美国、俄罗斯都是机会，这也意味着欧盟依靠欧洲共同体认同来推动内部整合的努力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意大利前欧洲事务国务秘书桑德罗·格奇曾在《伊拉斯谟的一代》一书中写道，马克龙属于“天生的欧盟人”一代。这一代人与生俱来就享受到欧盟创造的各种好处，以欧盟的公民身份在不同的高校、不同的领域享有同样的权利，对促进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有更切身的认同和实践。欧盟也赋予了这一代人新的责任：所有从欧盟获益的人都应该回馈报答欧盟，应该与那些想摧毁欧盟的人作斗争。这种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的梦想精神固然值得赞赏，但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欧盟精英也应认识到，很多普通欧盟民众没有达到与他们相同的教育程度与认识水平，他们对于欧盟的不满有着深刻的根源，而且其中的一些指责，如欧盟体系的官僚化，值得认真对待。欧盟精英必须与大众在相互理解和密切沟通的基础上重塑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日益追求国家利益导向，走向单边主义。欧洲明白可以依恃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必须增强内部凝聚力，并应对欧洲面临的安全挑战。但这也致使欧盟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必须劝说各国为解决共同挑战而让渡更多主权，另一方面有危机心理的各国又不愿这么做。解决这个悖论需要欧盟的领导人拿出新的智慧。

就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年轻的马克龙可能敏锐地看到了欧洲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试图采取措施来治病救人，但新的危机也在不断地涌现，把他的努力冲散打垮。欧洲一体化的未来目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但危机或许也不是坏事，统一的欧洲向来就是在危机的火焰中锻造的，也许危机才能让欧洲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拿出勇气和魄力，挽救这场超越主权国家模式的大规模试验，并为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留下一线曙光。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陈永伟/文 6月25日，由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loudNativeComputingFoundation，简称CNCF）主办的云原生技术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大会上，腾讯开源联盟主席、腾讯开源管理办公室委员堵俊平首次公开了腾讯整体的开源战略路线图。

据堵俊平介绍，腾讯开源将重点关注IaaS、容器与云原生、数据库、大数据与AI、中间件、IoT/边缘计算、小程序生态等领域。他表示，腾讯开源将倡导“开放、共享、合力开发”的研发模式，以发起者和贡献者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内外开源社区建设，对内成立开源管理办公室，每个开源项目都设立相应的管理委员会，对外积极参与开源社区合作，持续不断地向开源社区捐赠项目、贡献“补丁”（patch），同时输出行业标准。

只要我们关心一下业界动态，就不难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的大型平台企业都在积极推进开源战略。例如，阿里巴巴已参与九家全球开源基金会及组织，并主导开源了400多个项目，涉及中间件、框架、组件、数据库、存储、工具等领域。就在不久前，阿里巴巴还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开源组织持续交付基金会（ContinuousDeliveryFoundation，简称CDF），并成为了CDF的创始成员。在国外，科技巨头则更是在开源领域动作不断。仅在2018年，开源领域就发生了多起大型并购——微软以75亿美元收购了开源软件开发平台GitHub，IBM则以3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Linux供应商“红帽子”（RedHat）。而在今年，巨头们在开源领域的竞争则持续升级。例如，亚马逊为了“抗议”开源云工具公司Elastic“更改了有关共享其软件代码的规则”的行为，于3月发布了自己的Elastic－Search开源代码库；而谷歌则更是围绕混合云、数字化转型以及行业焦点的战略，一口气推出了Anthos和Cloud两大平台，并宣布与七家“业内领先的、以开源为中心的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型平台企业对开源领域的争夺已经日益趋于白热化。

为什么国内外的大型平台企业都在近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开源市场？这对于整个行业的生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从头说起。

从共享到开源

所谓“开源”（OpenSource），顾名思义，就是将软件的源代码发布到某一虚拟社区，允许所有的社区成员对其进行修正、改进和创新，并将其成果与社区内的所有成员共享。

从渊源上看，开源理念其实是对软件研发领域流行的共享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最初，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主要集中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发部门。作为“学院派”，他们天然地把软件开发视为一种学术活动，因此也习惯地将研发的结果作为学术成果在彼此之间进行分享。这个时期的很多知名软件，例如著名的Unix系统，以及其上的不少应用软件，就是在这种分享的环境当中产生的。然而，法律的变动很快就打破了这种分享的氛围。1980年，美国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修改，对涉及计算机的知识产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在此之后，很多科研机构和企业都对自己研发的软件申请了知产保护，软件开放领域的共享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尽管如此，很多软件开发者依然对共享理念予以了坚持。1985年，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Stallman）的倡议之下，一个名为“自由软件联盟”（FreeSoftwareUnion）的新组织成立。这个新组织以消除知识产权对软件业的束缚为宗旨，倡导一种理想化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自由软件联盟”推行了一套“通用性公开许可证”（GeneralPublicLicense，简称GPL）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任何使用自由软件的人都必须将在其基础之上进行的修改和创新与其他人共享。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由软件联盟”的共享理念十分令人尊敬，但多少有些激进。由于这个原因，不少“自由软件联盟”的成员逐渐与“联盟”分道扬镳。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认为，“自由软件联盟”所倡导的技术分享理念是正确的，但所谓的“自由”（注：在英文中，free同时有自由和免费的意思）却与商业社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考虑到这点，他们主张用“开源”来取代“自由”作为口号，继续推动软件研发中的技术分享。这一系列的努力，就是后来的“开源运动”。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开源运动”一直进行得轰轰烈烈。最初，这个运动只是一些研发人员自发参与。随着运动的深入，很多大型企业也逐步加入进来。目前，“开源”已经成为了一种与封闭开发并行的软件协作开发形式，并且越来越有超越、压倒后者之势。

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论》的开头强调过，分工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动力。作为一种协作形式，“开源”显然为斯密的这一论断提供了最好的证据。通过将软件的源代码开放，可以免去软件研发者们对一些基础程序的重复开发，让他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从而大幅提升他们的开发效率。与此同时，“开源”还允许不同的研发者们更好地进行交流切磋，从而达到相互启发、激发灵感的作用。所有的这些，对于推进整个软件开放行业的进步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们为什么乐于参与免费的开源软件开发

尽管作为一种协作的形式，“开源”确实很有效率，不过这种效率的实现却依赖于一个前提，那就是参与协作的人都要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这项活动。然而，从“经济人”的视角看，这一点似乎很难得到保证。虽然“开源运动”的参与者有时会强调“开源”和“自由”之间的区别，但在多数情境下，两者的主张其实并没有本质不同。很多的“开源”协作参与者并不从软件的研发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

正是这一原因，不少软件业的从业者在一开始都不太支持“开源”或者“自由”的这种研发形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976年2月3日，他曾发表过一封《致爱好者的公开信》（AnOpenLettertoHobbyists）。在信中，盖茨指出：“有谁会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来做这些专业的工作？什么样的爱好者才会投入三年的时间进行开发，找出所有错误、编写文档，然后将产品免费发布？事实上，只有我们大量投资来为个人电脑做软件。”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盖茨的这番言语似乎很有道理。我们知道，软件开发人员一般都有自身的工作，并且还往往收入不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挤出精力来从事开源软件的开发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如果不能因此而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投入这种活动呢？或许，我们可以用利他主义、兴趣等因素来对其进行解释，但是这些因素充其量只能解释软件开发者从事开源行动的一小部分动机。事实上，很多开源项目的研发都耗时、耗力巨大，如果毫无回报，而仅仅依靠利他主义、兴趣，似乎很难支持这些项目的完成。

那么，从事开源研发的人究竟能获得怎样的回报呢？“开源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埃里克·雷蒙德（EricRaymond）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大教堂与巴扎》（TheCathedralandTheBazaar）。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过一种解释：“开源”其实是礼物经济的一种体现。雷蒙德指出，在“开源”社区中，并不存在着必需品的稀缺，因此货币化的激励对社区成员的吸引力并不大。与之相比，在人群中的威望、荣誉要显得更加重要。要获得这些无价的“货币”，人们就需要提供自己的礼物——无私地为整个社区提供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相比于雷蒙德对精神回报的强调，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JeanTirole）的解释就要显得更为“经济”了。在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JoshLerner）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他提出了激励软件开发人员积极投身开源软件研发的几个理由。梯若尔和勒纳认为，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除了能够获得雷蒙德所说的威望和荣誉，从而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外，还能为研发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一方面，开源软件的研发就好像是一个演练场，参与这些活动有助于研发人员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使他们能在后续的工作中表现得更好，同时获得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其实也是开发者展示自身能力的一个良好机会。只要能在这些领域有足够好的表现，他们就可以更容易地被潜在的雇主或猎头发现，这也有助于他们找到更为高薪的职位。如果我们认同梯若尔和勒纳的说法，那么人们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劳动，而只不过是把当期应得的回报做了适当延迟而已。在实践当中，正是这种延迟的报酬体系构造了一个潜在的市场，从而让人们乐于参与免费的开源软件开发。

企业为何热衷于开源

遗憾的是，尽管雷蒙德、梯若尔和勒纳等人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具体的个人为什么有激励参与开源软件的研发，但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企业参与开源软件研发的动机。一方面，企业不同于个人，它追逐的目标更为单纯，除了利润之外，它们不会有荣誉、威望等考量。考虑到这点，即使纳入商誉等因素，企业从事开源研发的激励也不会太高。另一方面，个人需要求职，需要向潜在的雇主展示自己的能力，但企业却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他们不会为了出于展示能力的目的而从事开源开发。即使一些小企业也可能通过这种机制来做广告，从而为自己找到潜在的收购者，但那些大型企业一般没有激励这么干。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现在最有激励参与开源软件研发的，却正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大型平台企业，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为了抢占人才，二是为了抢占市场。

先看第一个原因——对人才的追求。“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这句台词来形容IT行业的现状，是最为贴切不过的。为了搜寻、招聘有能力的程序员，相关企业都用尽了心思。然而，程序员的资质是很难鉴别的，我们很难通过学历、证书，或者奖项来评判一个程序员的价值。相比于这些指标，实际的解决问题能力是更为重要的。而能够有效解决开源软件遇到的问题、对开源软件进行有效的修改和创新，显然是证明开发者能力的一个有效办法。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很多大型的企业都致力于投入开源活动，甚至自己搭建平台，组建开源社区，以此吸引人才的到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企业通过参与开源来吸引人才，并不是说企业要将发现的人才统统招聘到自己的旗下。事实上，很多企业也并没有指望拥有所有得力人才，而只是希望通过开源来利用这些人才。例如，谷歌对其人工智能系统TensorFlow的开源决定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做出的。谷歌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JeffDean）指出，传统的软件研发实在是太慢了，通常是一个程序员花上几个月写完代码，然后上会讨论，再根据其他人的意见进行相应的修改。相比之下，如果采用开源的协作开发形式，谷歌开发人员能够实时与科学界进行协作，谷歌之外的人才也能够参与TensorFlow源代码的编写，而机器学习技术的共享能够广泛吸引更多的技术人才完善TensorFlow系统。这样，TensorFlow的开发进度就大大加快了。

再看第二个原因——对市场的争夺。一般来说，开源可以大幅节约软件的研发成本，因此比起封闭开发的商业软件，开源软件的成本往往要低得多。由于这种原因，开源软件在对市场的拓展上通常要比商业软件更为迅速。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推出的安卓（Android）系统。它并不是最早的手机操作系统，在此之前，塞班系统曾一度占据了手机操作系统的榜首，而苹果的iOS系统也要比安卓系统出现得更早。然而，在安卓出现之后，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夺下了手机操作系统市场第一的位置。根据Gartner发布的数据，2018年安卓在智能手机系统中占有的份额高达85.9%，位居第二的iOS系统的市场份额则只有14%，而其他各种系统的市场份额加在一起只有0.1%。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在抢占市场份额这点上，开源软件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旦企业用开源软件成功地占据了市场，它们就拥有了足够的战略空间。利用自己在市场上的优势，它们完全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

仍以安卓系统为例。尽管安卓如此成功，但它却是开源的，并且根据GPL协议，这一系统的代码版权不属于任何个人和机构，因此其开发者谷歌并不能对其收取任何费用。既然如此，那么谷歌为什么还要对其进行研发，随后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其进行维护呢？难道是要学雷锋做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尽管谷歌并不直接从安卓系统收费，但却是从安卓赚到了很多钱。这里面的秘密其实就在于平台企业常用的“交叉补贴”战略。

我们知道，谷歌其实是一个多边平台企业，它不仅做系统，也做应用软件。诚然，谷歌对于安卓系统采取了开源和免费的策略，然而它对于系统搭载的各种APP，例如谷歌搜索、谷歌浏览器、谷歌地图等却是不开源，并且是收费的。由于安卓的开源和免费，很多手机制造商都选择将其作为了自己的系统，伴随着这个过程，一大批收费的APP也就被装入了手机。谷歌通过对这些APP收费，不仅足以弥补为开发安卓系统而投入的大量费用，还能赚得盘满钵满。从这个意义上看，将安卓开源，其实并不是谷歌的慈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十分高明的竞争策略。事实上，目前欧盟对谷歌发动了一连串调查和诉讼，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谷歌利用开源的安卓系统占领了大量的市场份额，然后再滥用由此积攒的市场支配地位来搭售自己的其他产品，由此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后果。

产业互联网，开源争夺的下一个制高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尽管从表面上看，企业参与开源运动并不能获得直接的好处，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却可以获得人才、获得市场，从而为自己争得有利的战略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整个互联网的重心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在这种背景下，开源市场的争夺可能会变得更为激烈。尽管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对相关产业的支持和配套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然而，传统的装备配套方案一般是非标准化的，这决定了企业在进行业务扩张时，边际成本很难迅速降低，企业试图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降成本的努力很难实现。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标准化的方案来替代非标准化，就是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一环。在这个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的释放，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可以说，谁能夺下产业互联网这个巨大市场，谁就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行业的发展。

目前，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在内的一大批巨型企业都在为争夺这片市场而努力。那么，怎么才能在这场争夺中迅速获得优势呢？一个最简单的思路，就是让本企业的标准成为整个行业的标准。而要达到这一点，企业就首先要让自己的标准有足够的使用者。显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开放自己的底层技术，吸引更多的研发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争夺策略——这一方面可以争取直接的用户，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产品的丰富来吸引更多的间接用户。最终，借助网络外部性的力量，它们就可以迅速夺取市场。

目前，产业互联网的大潮正在袭来。相比于消费互联网的红海，这一片新兴的市场可谓是十足的蓝海。为了在这块市场中迅速做大，平台巨头们正在纷纷谋篇布局，而开源无疑就是这场争夺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巨头之间的开源战争才刚刚开始。

嫣然/文

《千与千寻》的神话

2001年，此前已宣布退休的宫崎骏复出，带来了一部《千与千寻的神隐》。这个并不复杂的少女冒险故事在当年拿下了308亿日元的票房，并成为迄今为止日本电影票房冠军的保持者。即使相隔18年才在中国影院上映，中国市场照样贡献了4亿多人民币的票房。4亿元对中国当下电影票房来说，并不算高，但这毕竟是18年前的作品，已经有多少人通过各种渠道看过，音乐耳熟能详，形象众人皆知。在没有新的画面和高清重置的前提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不得不说是影片本身的魅力使然。

纵观《千与千寻》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一个标准的“英雄之旅”模式。一个少女被迫进入异世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回家的钥匙，拯救了父母的同时也解决了异世界的危机。

这种故事模式常见于各种童话色彩的故事，比如爱丽丝梦游仙境、绿野仙踪等等。这也是好莱坞电影惯用的模式，漫威的超级英雄片几乎都是这种模式，比如一个男孩机缘巧合成为有超能力的人，从此踏入了超级英雄的“异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遇到危机、遇到朋友，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世界。

而这种故事模式对宫崎骏来说，是很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宫崎骏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这也成为他难得被批评的地方。比如《龙猫》中，没有明显的“冲突”，没有“坏人”，就是姐妹两个的生活，哪怕是对抗性比较强的《幽灵公主》，在故事构架上也和美国主流电影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差异，好的方面是保持了导演在讲故事层面上明显的个人风格，但坏的方面是不利于传播。让更多的人看懂且看的开心，电影作品的票房收益才会更大。所以《千与千寻》能取得如此高的票房成绩，讲故事的方法功不可没。

但《千与千寻》绝对不是套用了一个万金油一样的套路就成为了经典，宫崎骏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套路中反套路，把套路讲出了自己的风格，甚至还有一些禅意。举个简单的例子，影片的中后段，千寻救下了浑身是伤的白龙，知道了钱婆婆的存在，也知道了汤婆婆的手段。这时候“坏人”已经明确，还收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无面男做“小弟”，按照套路，千寻就应该带着无面男去跟坏人大干一架，打得炫酷且华丽，最后打败坏人，拯救好人。但影片并不是这样，在高潮的部分，导演让千寻带着无面男去找钱婆婆。坐上火车之后，突然静谧下来，车上都是看不到脸只有黑影轮廓的乘客，没有人说话，千寻和无面男在火车上看车外的景色，看车上人来人往，看窗外落日点灯。最后他们在一个看似荒无人烟的小车站下车，在一个沉默礼貌的独角提灯带路下，走过一段安静的乡间小路，来到钱婆婆的家。见到钱婆婆之后，故事中所有的问题都在纺线中迎刃而解，没有战斗，没有冲突，甚至连说教都没有。虽然没有观众期待的热闹场面，就这样跟着千寻坐火车、走乡间小路，观众的心也静了下来，觉得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有的困难在时间面前都是尘埃。影片中的众人在这段旅行中都想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困境就解开了。这种讲故事的方式，高潮之后戛然而止，用留白的方式带着观众感悟，充满了东方式的禅意。

动画这个形式本身，也是美的。动画不仅仅可以展现奇妙的想象力、雄伟壮阔的场景，也可以表达非常细微的情感。影片中，千寻和白龙在花田旁吃饭团的戏，小千寻一边吃一边哭，豆大的泪珠滚下来，饱含着恐惧和安心的复杂情感。这样看似很“真人化”的表演，只是夸张了眼泪的表现，就一下子饱满了，是真人无法做到的。很多人认为动画的美只是在于想象力的视觉呈现，今天的电影工业可以完全在真人和CG结合上还原动画——迪斯尼现在就是在这样做，可是宫崎骏的作品是无法这样拍摄的，他的作品总有无可代替的一面。

提及动画导演，总是会想到故事、思想、人物造型、场景美术、镜头等等，而宫崎骏的作品，连里面的原画（可以理解为人物动作、表演）都有着强烈的导演标签。所以他导演的动画里，角色的动作和表演是真人演员无法模仿的。宫崎骏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让很多动作都只能存在于动画这个形态当中，比如“吃”这个行为的展现，爸爸妈妈在变成猪之前的吃饭场面，被誉为影视上最有食欲的影像镜头，试想一下，如果真人这样汁水四溅的大快朵颐，恐怕观众只会觉得恶心。

光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和好看的画面还远远不够，在不复杂的故事结构下，《千与千寻》的内核却是极为复杂的。

观众每一次看影片都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导演在各种地方都藏着隐喻，不管是场景上的，还是人物上的。比如千寻经常被看成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代表着刚刚步入社会的状态，面对职场里已经存在的规则和严苛的领导，同事的排挤和不公平待遇，怎样能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适应和对抗。油屋象征着当下的社会，等级森严，毫无感情，人只是社会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汤婆婆取走新人的名字的行为，可以看作社会在抹去新人自我的行为，让新人成为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白龙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就只能听命于汤婆婆的差遣，帮汤婆婆做“坏事”，受了重伤没用了就遭到抛弃；而千寻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意味着她没有迷失自我，所以才能得到河神、无面男、钱婆婆等很厉害的人的帮助，最后才能对抗汤婆婆，找到回家的方式。再比如无面男，代表了现代人拥有一切的时候，灵魂深处仍有无法排解的寂寞。千寻变成猪的父母就像被现代社会的物欲所吞噬的人们，被物欲和虚荣支配到不成人形，找不到自己。还有汤婆婆的那个巨型孩子就是在指代巨婴的成年人，吃穿不愁，只长身体不长心智，得不到满足就哇哇大哭。巨婴这个词是最近几年才流行开来的网络用语，而18年前的宫崎骏，就可以用如此形象的动画角色来描述当代人的问题。

除了人物，导演也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放进了影片当中。宫崎骏是个原教旨主义的环保主义者，他的作品中涉及环保题材非常多，比如之前的《风之谷》和《幽灵公主》，都在探讨人和环境的关系。在《风之谷》中，展现了人类的贪婪和自然的力量；在《幽灵公主》中，导演表达的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角力，既互相斗争，又要互相共生的关系。《千与千寻》中，环保虽然不是核心思想，也仍然在影片中得到充足讨论。千寻成为油屋的工作人员后接待的第一个客人就是一个被污染到臭气难忍的河神，千寻从河神身上拔出了各种人类的工业垃圾。还有白龙，也是一条因为被人类开发土地而失去河神身份的小河。但宫崎骏并不是一个反人类者，在他的作品中，虽然自然被破坏，可人类还是有真善美的灵魂。《风之谷》的那乌西卡、还有小千寻，都是导演对人类最美好的期望。《千与千寻》能打动不同国家的那么多观众，不仅靠故事和思想，还有影片中浓烈的日式美学。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建筑、服装、紫阳花、火车，很多代表日本这个民族的符号都在影片中具象化的传播着。宫崎骏所传达的日式美学，不仅仅在美术上，在民族精神上，还在宗教层面。片中异世界的世界观是基于日本万物皆神的神道教的想象，一个神明们的娱乐场所，万物皆神，所以要对万物敬畏。这是日本人的精神内核，也是宫崎骏早期的影片中经常探讨的。比如《天空之城》说的就是人类对万物没有敬畏之心，虽然科技极度发达，但文明仍然没落。

不仅如此，导演在影片中把日本美学中的“物哀”“侘寂”“幽玄”等不可言说的微妙情绪也表达的淋漓尽致。日本文化中的物哀，是一种对生活瞬间的感受、对美的感受，一种带有一点点哀愁，还带有一点点小确幸的复杂情绪。片中神明的居所是泡沫经济崩塌后遗留的乐园、神祇们怪异但并不可怕的造型，都是物哀的体现。所谓幽玄，更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审美，一种在光影中的禅意，一种东方文化中暧昧的朦胧的情趣。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海面、天空，还有千寻和无面男坐上的无声的列车，都是幽玄这种意境的极致代表。侘寂更是一种带有情绪的美学，带有很浓的哲学意味，盛开后的衰败、华丽但有瑕疵、喧嚣过后的寂寥，人的洒脱和自得，这些都可以在影片中品味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千与千寻》票房大热的同时可以拿遍当年各种动画大奖，甚至可以力压真人电影捧得柏林金熊。好的影片就是可以打破时间和文化的界限。

宫崎骏的神话

1941年出生的宫崎骏现今已经78岁了。对于一个动画导演来说，老爷子算是高产的作者了，从38岁指导了第一部电影长篇开始到今天，一共做了10部动画电影。现在日本电影票房排行榜上，除了处于榜首的《千与千寻》，前十名中还有《哈尔的移动城堡》和《幽灵公主》，而《悬崖上的金鱼姬》《起风了》也紧随其后在十一和二十的位置上。宫崎骏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柏林金熊和奥斯卡奖的动画导演，可以说是名利双丰收。

其实吉卜力工作室成立的最初，宫崎骏导演的影片票房并不好，知名度也不高，甚至因为《鲁邦三世》电影版过于个人风格化让资方对其退避三舍。所以《风之谷》要先画漫画连载，让观众有了一定的认知之后再做动画。《风之谷》上映之后虽然震惊四座，口碑极佳，但其实票房也并不理想，导致做《龙猫》的时候，需要和高畑勋（当时非常有名）导演的《萤火虫之墓》捆绑发行，才能卖出拷贝。令制片人铃木敏夫想不到的是，《龙猫》火了，不是一夜爆红，而是在慢慢的发行上映过程中，逐渐被观众喜爱，票房超过一起上映的《萤火虫之墓》，成了现象级作品。《龙猫》的火爆不仅让宫崎骏摆脱了只叫好不叫座的名声，还让吉卜力工作室因为卖龙猫玩具大赚特赚。从此宫崎骏导演的片子，只要出，就必然会夺得当时的票房冠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师。

大师的心中一直住着一个好奇的小男孩，所以他的影片总是童趣和深刻并存。他的影片中总是有各种各样有趣的想象，比如《千与千寻》中可爱的小煤球、《龙猫》中各种长相的龙猫、连灰暗的《幽灵公主》中都有一树林的古怪的小精灵。他心中的那个小男孩喜欢飞行，所以在他导演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飞行场面：开飞机的飞、御风驾驶的飞、骑着扫除飞、骑着龙飞、抱着龙猫飞、坐着猫巴士飞、用魔法飞……在传统的二维手绘动画中，飞一直是动画人想要尽量避免的场面，因为难画。但宫崎骏偏偏就爱画飞行场面，画得流畅且美，让观众在看的时候经常感觉有风拂过脸庞，也让动画业界的同行十分佩服。除了飞，宫崎骏还喜欢画奔跑，这也是他心中那个小男孩的喜好。宫崎骏的影片中奔跑的场景也多到数不过来，各式各样心情和情绪的跑，各种姿势的跑。据说在做《悬崖上的金鱼姬》时，宫崎骏在没有剧本没有分镜的情况下，先从男主角小男孩的跑开始画起，直接画成动画，画了将近20分钟动画之后才开始形成的故事。

宫崎骏的影片不乏反战、环保、讨论人类存在这样的宏大命题，这也是他被誉为大师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创作者应该具有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展现小情趣。但宫崎骏并不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他的影片从来不会只粗暴的抛出问题去反对，而是清晰的在探讨。比如《千与千寻》中，汤婆婆这个角色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表，她拜金、唯利是图、鼓吹只有劳动才能有所得，是个典型的“反派”。但宫崎骏并没有一味的批评，他设计了钱婆婆这个角色，跟汤婆婆是双生子，其代表的意义也是“双生”，一个问题总是有两面。钱婆婆的价值观和汤婆婆是一样的，都是必须有劳动才有生存的意义，天下没有白给的晚餐，千寻一行人到钱婆婆家，必须要自己纺线干活，就算钱婆婆知道白龙被洗脑被利用，也照样惩罚被迫偷东西的白龙。在这种劳动才有生存意义的价值观下，汤婆婆的巨婴宝贝都变“好了”，之前汤婆婆对巨婴宝贝有求必应，反而让巨婴失去了人性。但为什么钱婆婆在影片中就是“好人”呢？宫崎骏给出的答案是在同样的价值观下，“本心”不同，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可以有不同的行事方式，也就会有好人坏人之分。这种思辨而不是批评，是更难能可贵的，是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乐观的期许。

宫崎骏很爱讲“成长”，成长这个主题一直都是好莱坞的法宝。好莱坞的故事通常都会涉及主人公的内心成长，比如主人公遇到了问题和困境，但是内心成长了，变得坚强、变得自信、变得勇敢，虽然成长有疼痛，但最终一定能解决问题，结局往往也是皆大欢喜。而宫崎骏讲的成长却不是这样。宫崎骏的影片喜欢用少年少女作为主角，少年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一些怅然若失。比如魔女宅急便的女主角琪琪，她离家去历练就是为了成长，成长的过程虽然艰辛却也甜蜜，她恋爱了，适应了社会，却也失去了魔力，就算最后找回魔法，她也永远都听不懂黑猫的话了。宫崎骏并不是在批判成长，而是在讲成长要付出的代价，不是痛，而是一点点惆怅。这一点在《千与千寻》里也有，千寻从一个依赖父母喜欢发脾气的小女孩，成长为拯救了很多人的坚定的少女，影片最后走出隧道时，她头也不回的身影，把美好的爱情抛在身后，也是成长的代价。好莱坞式的成长往往都是颠覆自我变成更好的我，而宫崎骏的成长都是守住自我保持真我的过程。

二次元的日本和国际化的宫崎骏

提到日本，总会想起动漫，而提到日本动漫，又总是会想到二次元。动漫在日本这个国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甚至国家象征的层面上——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日本作为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家，表演是从动漫形象马里奥跳水管开始的。在日本随处可见动漫形象动漫制品，处处彰显着动漫和日本的关系，用今天的流行词来说，日本是个二次元的国度。日本动漫也让全世界的青少年为之着迷，在世界各国的漫展上，日本动漫形象的cosplay占有极大比重，各国的人们通过动漫了解日本。

但在日本人眼中，宫崎骏的作品却称不上二次元，是日本动漫中十分独特的存在。二次元文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狂热”，狂热到不想在现实中生活，只想活在动漫作品里，所以才有“二次元”之称。日本动漫产品也会强化这一点，通过各种手段，努力的想让观众和动漫里的角色谈恋爱，彻底把现实中的情感转移到虚拟世界中。可是宫崎骏影片并不会这样，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仿佛在看一场梦，电影结束，梦就醒了，虽然怀念、喜欢、感动，但绝对不会狂热到无法自拔。这也是宫崎骏本人对动画的看法，他其实很不喜欢日本的二次元类型的作品，他认为动画可以造梦、可以欣赏、可以警示世人，但不能让观众失去人格失去自我。

从行业角度来看，宫崎骏和吉卜力工作室的确游离于日本动漫产业之外。比如动画的技法上，日本动画几乎都是拍6的（一张画面6帧，一秒4张画面），这是动画大师手冢治虫在预算不充足的情况下改良的动画技法。因为正常情况下，一秒有24帧，动画就要画24张画面，而这样太费钱了，所以手冢治虫把动画的帧数缩减到一秒只用画4张就可以了。画的少了，必然会造成画面和动作不流畅的问题，于是手冢治虫利用大量静止镜头、特殊的夸张表演、漫画式的画面辅助符号（比如流汗、黑线等）解决不流畅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今天日本动画独特的风格。但以上这些，在宫崎骏的动画里都见不到。宫崎骏的影片一直都是迪斯尼式动画的方式，画面都是拍1（一帧一张）最差也是拍2的（一张画面2帧），全部的表演都是写实的，在写实的基础上夸张，比如千寻吃河神给的青草团子难吃到头发炸起来。这种技法造成了宫崎骏影片动画风格上和日本其他动画的极大差异。

吉卜力工作室的公司经营，也是不同于其它日本动画公司。日本动画公司的规模都不大，虽然产量很高，可公司人数少的惊人。每个公司的作品都是靠其它多个公司互相发活共同制作的方式来完成的。比如A公司的作品，导演等核心团队工作完成后，把制作的工作发给BCDEF多个公司，大家一起完成。所以，日本动画行业公司运营的方式，可以看成是整个行业就是一个大型的公司，每个员工都有可能做不同公司的作品。然而，吉卜力工作室不在这个“大型公司”之内。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大多都自己完成，可能有工作需要别的公司制作，但绝对不会接别的公司发来的制作请求。

吉卜力就像日本动画行业的独立王国，在技法、内容、商业模式、IP的运营开发等等方面，都和日本整个动漫产业不同。所以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动漫是两个组成部分：日本动漫和宫崎骏。

有趣的是，在外国人眼中，宫崎骏就是日本动漫的代表。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很认同也很自豪。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因为日本动漫中有宫崎骏，动漫作为文化的形态才更完整。

宫崎骏和将要逝去的日本动画帝国

宫崎骏是日本动画黄金年代的代表人物，见证了日本动漫产业爆炸式的发展。如果说手冢治虫一代动漫大师是打下江山的一代人，那宫崎骏的那一代就是守住江山开拓疆土的一代。这一代大师辈出，高畑勋、宫崎骏、大友克洋、押井守、庵野秀明、渡边信一郎，每一个导演都有明确的个人风格，成功开拓了动漫这个艺术形态的边界，让动漫变成雅俗共赏、老幼皆宜、经济收益与思想深度并存的艺术形式，深深俘获全世界观众的心，也把日本动漫发展成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让动漫成为了日本的文化象征。

随着这一代大师们的老去，日本动漫产业也出现明显的萎缩。宫崎骏说现在自己出席最多的活动就是葬礼，老一代的动画从业者相继离开人世，还健在的大师大友克洋、押井守早已不再有作品问世，甚至下一代的接班人今敏、近藤喜文也英年早逝。日本动画最辉煌的作者时代已经落幕，宫崎骏一直都说自己无人继承，连儿子也不行，所以他一度遣散了吉卜力工作室的员工，并宣布退休。虽然现在又开始做片子，可是已经78岁高龄的宫崎骏，连自己都无法确定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完成一部电影。如今的日本动漫行业只剩下“二次元”，依托于“IP”开发的动画产业越来越为了让观众买单而服务于观众。差异化越来越小，老作品被反复翻拍，能让不同年龄不同层级的观众坐在电影院里安安静静品味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此次能在电影院中看到《千与千寻》，真的很幸福。夏日的午后，坐在影院中，看着有的观众带着父母来看，有的观众带着孩子来看，有的观众虽然听说过但从来没看过，看的过程会被精彩的场面震惊的轻呼，看完之后带着微笑离开，感到由内而外的清凉。之后还会回味很久，在电影奇观之外，情感之外，还有一些触动心灵的东西，可以伴随观众的一生。

（作者系动画制片人、编剧、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客座讲师）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张维迎/文 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国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

从计划价格体制到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40年进程的关键。

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完成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作为经济学人，有机会参与和观察人类历史上如此大的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的研究工作对双轨制价格改革道路的形成产生了一些影响，这是令我自豪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背景及其基本内容做些回顾，并对双轨制在现实中的演进做些评论。

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

许多人通常把“双轨制”与“莫干山会议”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论文的完成，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多月，与莫干山会议本身没有关系。当然，莫干山会议在把双轨制由思路转化为政策上起了关键作用。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宣讲双轨制改革主张。正是通过莫干山会议上的激烈辩论和其他一些与会者的补充和完善，双轨制被更多的人认可，并经过会议组织者的努力，最终变成被官方接受的价格改革的主导方式。

我于1984年4月21日写成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明确提出了“实行双轨制价格”，而且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文章写好后，我送给了茅于轼先生，由他推荐给当时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工作的丁宁宁先生，丁宁宁将全文刊印在他负责编辑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三）（1984年6月；第3页至第20页）。

我有关双轨制价格思路的形成背景，可作如下概述。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在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放权让利”导致的“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供求的不平衡，各种工业品的黑市交易开始盛行，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计划指标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执行。到1983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已认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成为经济改革的“拦路虎”，价格改革的迫切性已被广泛认知，讨论价格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

但在当时，“计划价格”仍然是一个没有受到怀疑的神话；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至少主要产品的价格必须由国家制定，而不能由市场自发决定。人们讨论的所谓“价格改革”，实际上是“价格调整”，即如何通过行政手段把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价格的形成机制。经济学家之间有关价格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按成本价格定价”还是“按生产价格定价”，“大调”还是“小调”。

当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制定价格时没有遵循“价值规律”，而不在于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不少人相信，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出来的。为此，国务院于1983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调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合理的价格体系，试图找到价格调整的参照系——“理论价格”。只要合理的价格计算出来，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或者因为合理的价格体系迟迟测算不出来，或者因为测算出来的价格体系很难得到普遍认可，加上政府高层对价格调整可能导致的财政赤字和居民承受能力的担忧，结果是，人人都认为价格应该调整，但价格迟迟不能调整。在价格没法调整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用“利润调节税”替代价格改革的方案解决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缓解企业追求利润的微观行为与国家的宏观计划之间的矛盾。同时政府又用各种行政手段整顿价格秩序，严厉打击违反国家价格政策的市场交易行为。

1982年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又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茅于轼在会上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和杨小凯讲的分工理论给我很大启示，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从这年秋天开始，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读书会每周一次，我自己同时给大家当“老师”。这个“老师”的角色迫使我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期间，我还读了萝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到1983年，对市场价格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脑子里，所以当经济学界还在争论按“生产价格”定价还是按“成本价格”定价的时候，我已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了。

在阅读了当时一些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章和报纸上发表的政府有关整顿价格秩序的报导后，我觉得自己对价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一样的想法。1983年底开始硕士论文的选题，我决定把研究方向定在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上。

春节过后，我到北京收集资料。茅于轼老师当时在研究能源和运输价格问题，他关于价格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的观点对我有关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交给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让我翻译。这篇文章用跨国数据证明，价格扭曲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慢，给我很大启发。另一篇对我启发较大的文章是宋国青等人著《国民经济的结构矛盾与经济改革》的长文，它让我对价格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理解。

在阅读文献和与茅于轼等人讨论的过程中，我的思路基本形成。到1984年4月，我不仅明确了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是市场价格体制，而且有了用“双轨制”的办法完成由“计划价格体制”到“市场价格体制”过渡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在脑子里形成以后，大概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写成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以下简称“原文”）。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

《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全文包括六小节，共11000多字。在文章中，我首先指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价格改革，就是“放”活市场。这也是农村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我认为，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不是“包”，而是“放”。

接下来，我分析了价格的信息功能和利益导向（激励）功能，僵化的价格体制如何导致价格扭曲，价格扭曲又如何导致各种利益关系的扭曲和经济结构的扭曲。然后，我强调，必须把价格改革的重点放在价格制度的改革上，而不能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认为，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是因，价格体系不合理只是表现形式；如果不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永远不可能合理。我把计划价格比喻为一个“不胀钢温度计”，价格调整只是用新的 “不胀钢温度计”替代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我们需要的是随气温变化而自动升降的“水银柱温度计”（原文第10页）。

我论证到，调价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政府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合理的价格是算不出来的。价格体系有无穷多个参数，“如果我们不知道每一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些参数的值。我们知道价格变化有连锁反应，但无法把握连锁反应的程度”（原文第10页），“而且，在旧的体制下，无论成本资料，还是市场需求资料，都有很大的虚假性，因为生产和消费都不是经济活动参预（与）者选择的结果。” 进一步，“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一个不停顿选择的动态过程，……把注意力放在价格调整上，实际上是把经济看成是一种静止状态，企图用静态的办法解决动态问题，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引起经济的阶段性震荡。”（原文第11页）

在论证了“为什么价格体制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和机制”后，我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原文写道：

“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原文第13页）

接着，我设想了放开价格的八个步骤，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先把各种产品的计划分配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计划内按牌价供应，计划外交易全部放开，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再针对不同产品，根据供求关系，把计划内的指标分批分步放开，有些牌市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先调后放”，最后达到统一的市场价格制度。

莫干山会议

大约在1984年6月中旬，看到经济日报社等单位组织发起的“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征文活动，我就把《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投去了，最后以会议论文入选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余篇，有124人入选为正式代表。我当时是西北大学研究生，陕西共有5位代表出席会议，我是其中之一。

参加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已于1984年8月30日完成一个新版本。这个新版本其实是把原文变成了我硕士论文初稿的下篇——《价格改革》（上篇是《价格功能》），双轨制改革步骤由原来的八条变成九条，一些步骤做了更详细的解释，还增加了“利改税与价格改革”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第二稿新增的两段话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段是我提出，价格改革不要搞“一刀切”，应适当给予地方政府改革自主权；消费品价格改革可以从高收入地区到低收入地区分梯度进行。第二段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由于一物多价，会引起一些混乱现象，也给一些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不应该是停止改革。”也就是说，我预料到了价格双轨制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

会议期间，我与郭凡生住在一个房间。会上他在区域发展组提出了“反梯度理论”，反响很大。会议期间每天晚上，我们俩人聊得很晚，他也认真读了我的文章，非常赞成我的观点。郭凡生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政策研究室办公室负责人，他把我的第二稿复写件带走，利用自己的权力铅印了300份，并把主要内容以《论价格改革》为题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第5-11页）。

“莫干山会议”使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让我成了这次会议上的一个“人物”。会议分成七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别开会。记得小组会议的第一场是在报到当天的晚上开的，我在第一组，这个组不叫“价格组”，而叫“宏观经济组”。可能是因为这个组最有影响的议题是价格改革，并且是所有七个小组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大家就把它叫“价格组”了。

田源当时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总干事，会上是第一个发言的，主要讲了价格不合理的实际情况（他领导的中心正在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合理的价格体系），以及如何调整价格的不同思路，还分析了“大调”与“小调”各自的利弊。我是接着田源发言的，我发言的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内容，比较系统，首先讲合理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而不可能由政府制定，然后讲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可以说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

我在发言中特别批评了“调价”的观点，认为“调”不能解决价格不合理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调”、“放”之争，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

这里有必要指出，无论“调派”还是“放派”，在具体做法上都包含有“调放结合”的思路，“调派”并不反对可以“放”掉那些不重要的产品，我也不是绝对反对“调”。事实上，对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如何解决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我的主张就是“先调后放”，这在原文里写的很清楚（原文第14页）。

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是：第一，价格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不同，“调派”的目标模式是计划价格体制，我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第二，价格改革的主导方法不同，“调派”强调“以调为主”，根据计算出的“生产价格”调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而我强调“以放为主”，逐步放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制（市场价格）。

第二个不同是由第一个不同决定的。如果你的目标模式仍然是计划价格体制，调整价格就必然是主要的手段，大部分产品是不能放的，放了还能有计划价格体制吗？而如果你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以调为主就是不可行的，调是不可能调出市场价格的。这个逻辑关系对理解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双轨制的核心是“放”，逐步地“放”

这里有必要指出，“放”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无论我提出的改革思路还是后来的改革实践，都是这样的。如果价格是政府决定的，即使同一个产品有两种价格，也不能叫“双轨制”。双轨制是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方式，具体讲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原文第12页）。不“放”，市场这一轨从何而来？双轨制从何谈起？

有人把“放”与“双轨制”说成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把“调放结合”说成是双轨制，说明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有些人没有读我的文章，或者没有搞明白双轨制的含义，或者望文生义，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说我主张“休克疗法”，一步到位，完全背离事实。任何人只要读读我的文章，或者认真听了我在会上的发言，真正搞明白了“双轨制”的含义，就会明白，我所讲的“放”是逐步的“放”，有计划地“放”，与“双轨制”是一回事，与“休克疗法”截然不同！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有十来位与会者留在杭州，讨论和撰写会议报告，我是其中之一。最后形成了七份专题报告（总报告只是会议情况概要），其中有关价格改革的内容是《专题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这个专题报告归纳了两种思路：“第一种，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第二种，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两种思路中都有双轨制的味道，但又都不完全像双轨制，所以我也不好对号入座说第二种思路就是我的。我讲的不止是“先放后调”，而是放了计划外之后还要逐步放计划内，要不断地“放”，分批分步地“放”，直到“放”完为止。

专题报告是许多人意见的归纳和提炼，或者套用一句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目的是给上面看，对改革政策产生影响，这也是会议的初衷。有关价格改革两种思路的专题报告是徐景安执笔写的。我在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参与讨论。

徐景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我提出的“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他点到了要害！过去谈价格改革主要着眼于如何“管好”，我把着眼点转向“放开”。这是为什么在两种思路中都写上“调放结合”的原因。不管决策者选择那一种思路，都有“放”这一招，总不会在“调”这一棵树上吊死吧！

还有一个小插曲。记得莫干山会议期间有天晚上，徐景安告诉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要我一起去参加。但第二天早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担心万一领导人听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坏了。

“莫干山会议”后，《经济日报》曾编辑了几期《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其中价格改革的一组文章于1984年9月29日第3版发表，共4篇。我提交“莫干山会议”的文章经编辑删节后以“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为题发表在该期中，原文中有关双轨制改革思路的那段话一字不差地保留在那里，但删掉了原文中的八个步骤。这是我双轨制文章最早的公开发表。同期发表的另外三篇文章分别是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的文章，田源和陈德尊的文章，以及孙冶方的一篇（非莫干山会议）文章。

莫干山会议后，我对硕士论文又做了修改，《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第三版作为我硕士论文的下篇《论价格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为题发表于1985年1月出版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6期（标注的定稿日期是1984年10月），并被选入《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1985，经济日报出版社）。最后的定稿在改革步骤的细节上比初稿要细致和完善，但基本思路没有什么变化。

1984年底我进入体改所工作。1985年5月，我与李剑阁合写了《关于实行人民币贬值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和设想》，沿着价格双轨制思路，又提出了汇率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对汇率双轨制和外贸体制改革产生了一些影响。

作为制度自发演进的双轨制改革

关于体制变迁，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从上到下的设计思路，另一种是从下到上的演化思路。第一种思路假定领导变革的人无所不知，因而可以设计出一个好蓝图，然后像盖大楼一样按图施工。第二种思路假定人是无知的，没有办法设计一个施工蓝图，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计划经济就是设计的产物，市场经济是演化的产物。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两种思路相互作用的结果。

回过头来再读我1984年4月完成的论文，我提出的双轨制改革思路，就是哈耶克说的演化主义思路。价格改革之所以必须采取分步“放”的方式，而不是政府调价的方式，就是因为人类的“无知”，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那时还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所以，算是一个不自觉的哈耶克主义者。

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本身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形成的。

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价格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

论文初稿在论述完双轨制的八点设想后，我还特别讲到（以下文字保留在最后定稿中）：

“价格体制的改革事实上已经在进行,只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目前市场上各种产品的价格管理很混乱, 这种混乱表明了旧的价格制度的危机。企图用旧的价格管理办法来解决这种混乱是不会成功的。这种混乱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在于我们对价格改革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我们能把价格体制的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一个机制,自觉地利用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多头价格的局面,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混乱给我们一个下台的机会, 为我们有计划地改革价格制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是说,价格改革的前期工程已经开始,先遣部队已经出发，现在该是我们因势利导、乘胜前进的时候了。”（原文第15页。）

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面临两项任务：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调整严重失调的产业结构。从政策议事日程上来看，短期内这两项任务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第一阶段哪一个应该优先，改革还是调整？

当时，经济学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不合理的结构是由不合理的体制造成的，改革是解决结构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因此改革应该是重点。另外一派认为，尽管从长远看改革和调整是协调的，但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买方市场”，结构问题没有首先解决的时候，改革可能使产业结构变得更糟。因此在第一阶段，政策应该“重调整，缓改革”。一年多的讨论，经济学家开始达成了共识，即在第一阶段，重点应该是调整，改革为调整服务；整体改革应该在主要的结构问题解决之后才开始。1980年政府决定在两年的调整期内暂缓改革。

然而，从结果和制度演化的角度看，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调整而暂缓。相反，20世纪80年代工业产品第一个大的市场扩张就是调整政策的后果。

当政府将计划资源配置的重点从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的时候，重工业和轻工业都产生了过剩的供给。重工业中，类似钢铁产品这样的原材料也曾发生过一段“过剩”期。由于计划订购大幅度消减，机械生产部门的产品更是严重过剩。轻工业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短缺之后，手表、缝纫机等传统消费品也出现了生产过剩。

过量的供给导致了产品降价和竞争的强大压力。开始的时候，政府力图采取价格调整、限产等计划手段来控制局面。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让政府最终放弃了这种尝试，因为对企业来说，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才是唯一的活路。因此，调整政策导致了第一次工业品市场的出现。

手表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80年到1983年，政府三次降低手表的计划价格，累计降幅达到20%多。虽然如此，企业生产的产量远远大于计划部门制定的计划，而商业部门只收购那些容易按照计划价格卖出的手表。手表企业只好让工人在大街上摆摊，按照市场价格卖手表。于是手表的计划价格后来逐步消失了。

调整政策不仅仅导致了消费品市场的出现，机电产品市场的出现也是后果之一。其实早在1980年，一机部下属企业的计划外直接销售就占到了总销售额的46%，机器生产的市场销售占到了总产量的33%。到1983年，虽然官方不仅没有废除计划价格，而且不断发文整顿市场秩序，要求企业执行计划价格，但是大多数机械工业产品实际上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了。

与机电产品不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低，所以普遍短缺，供不应求。这就出现了同一生产资料计划价格和黑市价格的并存。乡镇企业的发展对生产资料双轨价格的出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乡镇企业出现的第一天起，非法的双轨制价格就开始存在。按照当时的计划体制，乡镇企业是计划外生长出来的，不能得到国家计划供应的原材料。但它们的效率更高，需求很大，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当有买方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时，生产原材料的国有企业更愿意把超过计划指标的产量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他们，而不是按照官价交给物资部门。这就出现了生产资料的“黑市”和“灰市”。一些得到计划配额的国有企业开始把计划指标在市场上倒卖，甚至国有物资部门也开始倒买倒卖。乡镇企业甚至通过“贿赂”的方式从国有企业获得原材料。在利益的驱动下，一方面，生产厂家要求减少计划指标，或者以种种借口不履行计划指标；另一方面，需求企业则希望增加计划指标，尽量高报需求。计划指标的制定和执行越来越难。

与此同时，随着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实行和大量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地方政府变成了产品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在计划没有办法严格执行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原材料供给，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生产协作办公室”，通过地区之间的“串换”交易，解决供求矛盾。串换交易的本质是以计划价格之名行市场价格之实。如1984年的时候，上海生产的自行车每辆牌价是120元，市价是200元，相差80元；辽宁生产的钢材每吨牌价是600元，市价是1000元，相差400元。如果上海要以牌价得到辽宁的1吨钢材，相应地必须提供给辽宁5辆自行车（400/80=5）。如果自行车的市价不变，钢材的市价上涨到1200元，上海就得用7.5辆自行车才能换到辽宁的一吨钢材（600/80=7.5）。类似地，上海也必须用紧俏的自行车和萨特纳轿车串换山西的煤炭、内蒙古的羊毛。否则，即使有计划指标，也很难保证计划供应。

在计划价格越来越难以执行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适度松动对价格的控制。1984年5月20日，国务院出台文件，允许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部分（占计划内产品的2%）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牌价20%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幅度内协商定价。但这个规定也很难得到执行，因为大部分生产资料的牌价与黑市价格的差异远大于2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底，双轨制价格思路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被政府领导人接受。从增量上放开价格比整体调整价格要容易得多，风险也小得多。与其拖着，比如先走一步，看看结果再说。

在高层接受双轨制改革思路后，1985年1月24日，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正式出台文件：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和完成国家计划后超产的部分，取消原定的不高于国家牌价20%的规定，企业可按稍低于当地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售，参与市场调节。从此，按照市场价格交易不再违法，双轨制价格取得了合法地位。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产量的增加，计划调节的比例不断萎缩，市场调节的比重不断增加。1988年春夏，政府曾试图搞“价格闯关”，一次性放开价格，双轨变单轨。但由于抢购潮的出现，放开措施不得不草草收场，“价格闯关”很快被“治理整顿”取代。

1989-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期间，政府不是沿着1985年形成的思路放开价格，而是强化了对价格的控制，同时采取行政手段调整了一部分产品的计划内价格。但治理整顿的后果是，大部分产品的牌市价差别大大缩小，为接下来的放开价格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化改革加速，到1993年底，绝大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已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基本上完成了从双轨价格向单一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1994年，汇率双轨制也完成了并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国家取消了粮食的牌价供应，实行了几十年的粮票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这与我1984年4月论文中提出的理论上的双轨制思路非常一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消费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现牌价供应的消费品在收入中的比例将逐步下降，这样，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采取适当的办法取消全部消费品的牌价供应。这样做不会引起大的不满情绪，因为人富是不会计较小小得失的。”（原文14-15页）

除了价格改革，双轨制同样也在大多数其他改革领域采用，包括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房改、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为了一个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经济。

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包含了改革中的大多数特点。双轨制改革的核心是，固定存量，放开增量，从边际上引入市场，然后再逐步用市场蚕食计划，最后实现单一市场。举例来说，市场交易最初不是削减计划配额，而是做出地域或者范围的划分，然后再逐步缩小计划调节的范围，直至完全取消计划指标；所有制的非国有化不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者解除国有控制，而是放开新企业的进入门槛限制，然后再在恰当的时间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和民营化改制。

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在1984年4月的文章中，我曾把“企业不适应市场，缺少一代企业家”（原文第19页）作为价格改革的障碍之一。这也是价格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之一。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放出市场一轨，让国有企业经营者有了一个不断学习、适应市场的过程，民营企业有了发展的机会。双轨制对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双轨制，就没有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会困难得多。

（文章来源：全景网）

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向来争执不休，并且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堕胎问题成为两党争取选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选项。今年以来，堕胎这个话题逐渐又成为焦点。一方面，弗吉尼亚州高调支持直至生产时分的堕胎；另一方面，在阿拉巴马和乔治亚等南方州，州长们签署了“心跳法案”，规定在妇女怀孕40多天以后，可以听到胎儿的心跳之时，进行堕胎就将成为犯罪。

人类始终在考虑着胎儿的属性

这样两种极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也许都难以接受。妇女身体里所怀有的胎儿，既属于妇女，又是一种生命。堕胎问题实实在在涉及对于妇女和胎儿两方面的看法，当然同时也关乎家庭及社会。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于堕胎问题的探讨，但是主要是围绕着对于胎儿属性的认知，鲜少将妇女纳入思考的范围。

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从道德角度出发，认为堕胎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认知，胎儿只是自然界中植物状态的存在。直到出生的那一刻，当胎儿终于呼吸到空气时，它才成为动物。亚里士多德也对堕胎进行过探讨，他认为在合法堕胎和非法堕胎之间有一条基于事实的界线，那就是胎儿是否开始有感觉并且拥有人的生命。在这一刻之前的堕胎，并不是杀人。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人们对于堕胎产生了更为严厉的看法。人们引用《诗篇》的文字：“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塑造了我……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能你隐藏。我未形成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认为未诞生的婴儿即已受到上帝的恩典，也被上帝视作为人。

圣徒圣奥古斯丁认为一个有四肢和人体形状的胎儿是动物，因而堕胎即是谋杀。然而圣奥古斯对于早期胎儿属性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多少有些相似，所以他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肯定，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这种部分形成的胎儿是否会作为完整的人而复活。

关于胎儿何时开始拥有生命的探讨与争执，在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也始终在困扰着教会。十三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胎儿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灵魂，即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人的灵魂。这相当于默认了早期堕胎的合法性。尽管如此，阿奎那仍然认为任何阶段的堕胎都是错误的，无论堕胎是否算作谋杀。阿奎那的这一观点影响并统治了天主教派，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

近代教会对于堕胎的看法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进行堕胎，教会对此的态度有所松动。与此同时，人权及妇女权利也进一步得到保护和倡导，堕胎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新思考。

罗伊诉韦德案

1971年，源起于德州的罗伊诉韦德案（RoeVsWade）被上诉到最高法院。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讨论，最高法院在1973年1月22日发布了一项7比2的支持堕胎规则的决定，裁定美国妇女有基本权利选择是否堕胎。这一裁决也将德州的堕胎禁令判为违宪。

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在美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堕胎第一次在法律层面被裁定合法；其次在做出裁决的过程中，妇女的权益，尤其是妇女的隐私权被当作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最高法院判定禁止堕胎会侵犯孕妇的权利，具体理由是：生了并没有想要的孩子，可能会给孕妇带来糟糕的生活状态以及痛苦的未来。它首先可能会带来心理伤害；而照顾这个孩子则可能有损母亲的身心健康；并且可能会因为这种身心的痛苦，最后对孩子造成伤害。然而在堕胎这件事情上，法院也拒不给予孕妇绝对权利，而是强调须由地方政府衡量具体情况，协助作出决定。法院也规定各州在决定孕妇是否有权堕胎一事上，必须有两个充分认知，即在保护母亲健康和保护胎儿生命方面的认知。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无疑给了各州在司法上相对自主的决定权。

尽管堕胎在法律上获得认可，最高法院仍然在胎儿何时形成生命的问题上不能给与确切的答案。在罗伊案的卷宗中，最高法院如此结语：我们不需要解决生命何时开始这一难题。当接受过医学、哲学和神学各学科培训的人员也无法达成任何共识时，司法机关在这一点上，没有能力来推测答案。

鉴于此，最高法院根据过去学院的传统认知，以怀孕三个月为框架，给出了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和规定。怀孕的头三个月，堕胎尚属比较安全，法院裁定，政府不能限制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在怀孕的第二个三个月，各州可以根据母亲的健康安全，来决定是否可以进行堕胎。在怀孕的第三个三个月，根据当时的医学知识，人们认为胎儿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形成生命，法院裁定各州可以以保护产前胎儿生命的需求，禁止一切堕胎，除非堕胎是出于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的需求。

最高法院的决定对两派都作出了妥协，温和而具人情。简单来讲，根据最高法院的决定，怀孕的头三个月里堕胎是允许的；最后三个月通常情况而言属于违法；而中间的三个月，需根据具体情况，由各州作出裁决，是否可以进行堕胎。

大法官拜伦·怀特对此判决持有异议，他声称法院更重视怀孕母亲的便利性，而非她所怀有的生命或潜在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如此一来，最高法院在也事实上通过宪法设置了一种障碍，阻碍了各州在保护胎儿生命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使得母亲和医生可以借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为名，去终结一个生命。

抛开法律层面的意义，怀特法官的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宗教人士认为生命来自上帝，人类无权自我处置；一般民众也认为生命珍贵而严肃。每年到了罗伊案周年日这一天，反对者云集华盛顿，进行从宪法大道直至最高法院的游行，表达对罗伊案判决的抗议。2010年和这之前，美国每年都有大约250万的民众参加反对罗伊案的聚会。到了2013年，大概有650万的民众参加了聚会和游行。反对者持有的一个最普遍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能确定生命形成于何时，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伤害胎儿。

最著名的反对者莫过于罗伊案的当事人，诺玛·麦克维（NormaMcCor－vey）女士。在当年的罗伊案事件中，罗伊案的主角诺玛最后并没有进行堕胎，而是将小孩生了下来。1995年，诺玛向世人公开表明她已经转变立场，成为反堕胎主义者。诺玛一直保持这样的立场，直至其生命的终结。

罗伊案在争取妇女权益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罗伊案的拥护者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保护了妇女的权利、人身自由、身体完整和妇女的隐私；而获得安全堕胎和生育自由，则是妇女应得的基本权利。一些学者认为拒绝女性堕胎的权利等同于强制生育，所以原先的堕胎禁令违反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社会争议永远是政党的筹码

在美国的两党之争中，所有引起争议的问题都会成为政党手中的筹码。然而没有哪一个话题，像堕胎那样更具有分裂性，更能为两党所利用。堕胎问题是100多年以来，最大的道德与政治话题。民主党支持妇女自己做出决定(Pro-choice)，是否需要进行堕胎，他们强调这是女性最基本的权利；而共和党则从生命的意义出发(Pro-life)反对堕胎，认为堕胎是对生命进行谋杀。

天主教徒出于对教义的执着而反对堕胎，但在最初的时候，许多反对堕胎的天主教教徒都是民主党人；而属于共和党人的福音派基督徒，原先对堕胎一事却不甚在意，认为生命权并不是他们所应特别关注的问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罗伊案的裁决，堕胎者的人数越来越多。1973年的堕胎人数为75万，到了1975年，人数上升至100万。福音派开始重新思考堕胎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不再重视和支持上帝的律法，并且质疑人类究竟是怎么了。

尼克松在社会问题上具有良好的直觉。他利用堕胎问题，成功地将天主教徒争取过来，使之成为共和党的一个基础。1972年大选前，他的助手布坎南（PatBuchanan）注意到堕胎可能是个分裂的议题。尼克松在大选临近时作出支持生命的姿态，比如废除军方的堕胎条款，并且表示不受限制的堕胎政策会有损人类的生命尊严。尼克松将堕胎和普遍的道德堕落联系在一起，完成了他与天主教的联盟，也完成了天主教与福音派的联盟。从此，天主教徒与福音派一起，成为共和党最坚定的基础选民。

堕胎问题在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成为突出的辩论议题，原因是特朗普当时推出的其它议题更具争议性，更加引人关注。特朗普执政以来，由于他连续任命两名共和党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比从民主党人占多数，变成了共和党人占多数。这无疑给宗教势力强大的南方各州送去了希望：一个共和党人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也许有助于他们推翻或重修罗伊诉韦德案。

特朗普知道宗教势力在选举中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讲，特朗普多少是借助了教会的势力而登上总统之座。虽然难以确定他的宗教观，特朗普确确实实地在捍卫着基督教在美国政治与文化中的作用。他对于基督教的友善和亲近，加深了基督教成员的信任感。临近2020年大选，堕胎问题再一次在极端的形式下，被两党大肆铺陈，其出现的时机，其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微妙而合时宜。

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和乔治亚州分别通过了严格的反堕胎法案，但其严格程度，无法与5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通过的反堕胎案相提并论。阿拉巴马州的法案禁止孕期内任何时间段的堕胎，除非孕妇受到严重的健康威胁；否则，即使是因被强奸或乱伦而受孕，也不可以进行堕胎；而医生如果协助堕胎，则会被判多至99年的刑期。这样严苛的法案，甚至立刻受到了特朗普的抨击。它在全社会引起了如此之大的激烈反应，意味着法案必定不可能在州的法院通过。然而这正是南方圣经地带人们所想要的结果，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从而到达人们修订或推翻罗伊案的目的。

另一方面，民主党势力强大的弗吉尼亚州，纽约州，新墨西哥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州，则分别通过了新的堕胎法案。法案或者使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堕胎，或者解除对堕胎所做的限制。

如果说共和党是在打宗教牌，那么民主党在这里显然是在打妇女牌。大多数选民，其实不赞成任何极端的一方。福克斯新闻网就堕胎问题进行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民众都希望罗伊诉韦德案的结果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并没有与时俱进地表示支持堕胎法案，相反，今日反对堕胎的年轻人人数，甚至超过了世纪之初。所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如果不能摒弃这种极端策略，都难以以此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选民。

堕胎及女权主义

女性在堕胎事件中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主角，但是因为女性的地位历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堕胎事件的中心人物。女性对于堕胎的要求一直存在，但是由于法律的禁令、宗教的谴责，以及种种难以公开的原因，很多时候，女性只能通过各种隐秘的途径谋求堕胎。

虽然情感、宗教和法律，都站在堕胎的对立面，妇女堕胎在任何时代还是一直在进行着，并且事实上，很少有孕妇因堕胎而受到法律制裁。人们对待堕胎孕妇的态度，最终往往是宽容的，虽然信仰使得人们更加看重生命的含义。信仰和现实之间总是存有差距，而现实往往即是普通人难以逾越的生活困境。人们不得不根据现实去调整他们的道德观，虽然是屈从于生活，这种本能而朴素的道德观，却往往成为日后构建法律条款的基础。

妇女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首先赢得了医生的同情，使得医生进入了堕胎的世界。事实上，正是由于医生和律师所做的努力，堕胎相关法案才得以改写。随着堕胎最终获得法律的保护，相关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逐渐变得正规，妇女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在法律与人的理性之间，始终存在有相当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则意味着这个世界朝向文明和进步的可能性。我们在近代的100多年间，看到医生如何开始接纳那些谋求堕胎的妇女，也看到法庭上陪审团如何通过宣判堕胎者无罪而废除法律。审视美国历史，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即使在堕胎被视作为不合法的时代，真正因堕胎而被判刑的女性也几乎是寥寥无几。所以说应赞成或反对堕胎而产生的种种规定，与其说是法律性的条款，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宣言。

女权主义者开始将堕胎的决定权视作妇女自身的权利，主张“我的身体我做主”（Mybody,mychoice）。妇女要求的平权和公义，不仅是在工作中和薪酬上，更是在个人意义的觉醒方面。这种意义包括对于妇女自身的设计，前途以及自己的身体。但是，妇女并不一定会都是堕胎的支持者。无论是身居要位的职业妇女，还是相夫教子的社区妇女，支持心跳法案，或反对堕胎的人，都是大有所在。深具讽刺意味的是，严苟的阿拉巴马禁止堕胎法，实际上正是由一位女州长所签署。

阿拉巴马的女州长凯·艾薇（KayIvey）在签署反堕胎法案时说：“阿拉巴马人深信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神圣礼物。”这种只关注宗教意义，而非医疗保健和妇女身心健康的说辞，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不仅是反科学的，而且根本无视了普通人的生存及社会现状。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堕胎这件事情上，首先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妇女在怀孕、分娩及产后的健康状况。因为根据诸种资料及数据，因妊娠而死亡的妇女，每年都有好几千例，而分娩所引起的健康并发症则更是不计其数。

女权主义者尤其关注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妇女。这些下层妇女所受教育很少，缺乏医疗常识，甚至对于怀孕也一无所知。贫困更使她们无力独自抚养孩子，而太多的子女意味着有可能加剧贫困及犯罪。女权主义者们强调，许多选择堕胎的妇女并不是出于无视道德约束，她们确实是不得不为之。因为这批人认识到自己缺乏能力，无论是在身体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她们都无力确保另一个人----她们的孩子的健康和幸福。

生命的意义和女性的权利同为一体

民主党人总统克林顿曾说：“堕胎不仅应该是合法和安全的，也应该少之又少”（Abortionshouldnotonlybesafeandlegal,itshouldberare.），这大概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应持有的态度。另一方面，老布什夫人芭芭拉则说：“我憎恶堕胎一事，但是我不可以替别人做这方面的决定”（Ihateabortions,butjustcouldnotmakethatchoiceforsomeoneelse.）。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的领袖其实是在彼此靠近，关注对方的理念。的确，堕胎这个话题，虽然充满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两个方面其实都可以看到熠熠闪烁着的人文光辉。母亲腹中的胎儿是即将到来的新的生命，每一个新生的婴儿都让人们看到美丽，安宁和希望。基督徒赋予胎儿来自上帝的神性和恩典，而无论何人，感受并亲眼看见生命的诞生和延续，心中也只有庄严和崇高的快乐。然而母亲是这个世界得以延续下去的根本，母亲所有的喜怒哀乐，困苦甘甜皆是需要世界报以最大的关注。

人类的生命永远是彼此关联着的，母亲和孩童互相关联，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互相关联。里根总统曾说，“我们不可能在漠视一群人，一群未出生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同时，而没有因此漠视整个人类的生命价值。”（Wecannotdi－minishthevalueofonecategoryofhumanlifetheunbornwithoutdimin－ishingthevalueofallhumanlife.）事实上，女性的权利和生命的意义，原本应该同为一体，只是这个世界不知还需要多少时间，方能看到两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