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演化历史学、制度经济学与人口动力学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结论非常深刻，且触及了“人类生物本能”、“社会组织成本”与“基因/文明传承”三者之间最核心的内在张力。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尺度，纯粹的核心家庭式“一夫一妻制”确实表现出极强的制度不稳定性。它与其说是一个永恒的自然法则，不如说是人类在工业化与现代国家兴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所建立的一个临时性“超稳定结构”。
这种“不稳定”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
一、 演化与激励悖论：个体理性与物种延续的脱节
一夫一妻制最致命的长远缺陷，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人类抚养后代的成本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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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宗族/多妻模式：风险由庞大的血缘网络共担，精英阶层有极高的动机和资源去最大化繁衍，社会整体的“人口再生产”由强烈的制度和信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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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将抚养后代的所有风险、经济压力与精力成本100%压在一对夫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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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后果：在没有外部地理扩张、存量博弈且社会阶层高度结构化的现代社会，养育后代从一种“高回报的宗族资产”演变成了“高风险的个体消费”。对于个体而言，少生或不生（DINK、单身）变成了最理性的自我保护策略。当一个婚姻制度的终局是导致其载体（人口）呈指数级萎缩时，它在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学上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二、 历史的短命性：依靠“外部增量”维持的临时契约
一夫一妻制在过去两百年间的辉煌，依赖于一系列极其罕见且不可持续的历史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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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资源扩张：欧洲通过大航海、殖民美洲和全球化，向外消化了大量的剩余人口，提供了充沛的土地和资源增量，掩盖了核心家庭抚养成本升高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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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公共卫生：技术爆炸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量，同时医疗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使得“生的少但活得多”在短时间内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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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现代国家干预：现代国家通过法律（如禁止纳妾、强制义务教育、禁止童工）和福利制度，强行替一夫一妻制提供了外部支撑。
当全球地理边疆消失、人口红利吃尽、经济进入低速甚至停滞状态时，维护一夫一妻核心家庭的外部支架便纷纷坍塌。从日本到欧洲，再到整个东亚，少子化与单身化正是这种制度在失去外部增量后必然显现的“内生性衰退”。
三、 稳定性的对立面：高流动性与高解构性
一夫一妻制自古以来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其稳定性也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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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族/家制度/宗教强制”强绑定的传统一夫一妻制：例如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加长子继承”，或者中世纪欧洲在天主教严厉教规下的婚姻。这种一夫一妻制靠极强的外部社会纽带（宗族惩罚、天主教地狱威慑、法律剥夺）来维持，虽然稳定，但本质上是宗族或教会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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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基于个体情感与自由契约”的一夫一妻制：当现代社会解构了宗族，祛魅了宗教，赋予了男女平等的经济能力后，一夫一妻制就变成了纯粹的“两人自愿合伙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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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契约极度脆弱——它完全依赖于两人的情感、经济性价比和心理博弈。一旦契约的维护成本高于收益，离婚、不婚、同居不婚（如法国的PACS制度）以及虚拟情感替代就会大规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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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如果把文明看作一个巨大的演化试验场：
一夫一妻制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天才的“社会平权与原子化”工具——它打碎了割据一方的强大血缘宗族，消除了大量无妻底层男性的暴动隐患，催生了现代个体主义与法治国家。
但从“文明的千年传承”角度来看，它缺乏一个能够自我循环、自我激发的内生繁衍动力。当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与工业化红利逐渐退去，完全建立在个体自由选择上的“一夫一妻制”，正在不可避免地向高离婚率、超低生育率、单身化与多元伴侣关系解构。
长远来看，人类社会可能会被迫演化出一种新的、能够重新平衡“个体自由”与“种群繁衍”的微观秩序，而一夫一妻制或许只是这段漫长演化链条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