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

福山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者，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著称。《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是他1995年的著作。在书中福山讨论了社会信任和文化的关系。

詹姆斯·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即一个群体为了共同目标合作的能力。意指人际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具体说就是参与精神、责任意识、契约习惯和信任。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国家资源。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中，需要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是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

彼此不信任的人群只能通过正式的规则和规范进行合作，即谈判、诉讼、强制执行等程序。这一套法律措施是信任的替代品，即经济学家所谓 “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各种经济行为增加了额外税费。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文件，以确保没有法律漏洞被钻空子。合同变得冗长且详细，罗列出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规范所有可能的责任。一个例子是在微信上建立付费方法，需要很多额外的手续：手机要实名制，手机号码验证，上传身份证件和照片等等。而在美国建立付费方法，一般只要输入信用卡信息即可。

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对权威—具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后者最为重要。韦伯认为，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是必要的，而规则和契约是建立在系统信任的基础上。

高信任度社会有日本、德国和美国。这些国家有着自发社会性倾向，拥有密集多层的中间社团组织。特征是具有创建大型私人商业机构的能力，流行诚信系统（比如无人售货、不验证身份）、普遍使用信用卡、流行小费和其他的先服务后付费系统。低信任度社会有中国、俄国、南意大利和法国。特征是流行山寨和假货文化和高交易成本，缺乏中层的自发性社会组织，大型商业机构多是公立或国家支持的。

在低信任度国家，人人都被迫成为精明人，善于打擦边球，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整个社会的理性便会衰落。一个很多人只会取巧和钻空子的社会必定是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国人常常觉得美国人傻，在没有其他车的路口等红灯转绿，在没有监督的场合依旧遵守规则。

不同文化下的社会资本：美国社会资本的首要来源是宗教。清教徒通过强调诚信、慈善和对于共同体的兼爱之心等等责任，追求救赎，鼓励超越家庭的信任。其次是社会传统道德，社会传统的习俗和陈规。第三个来源是职业标准或行为规范之类的俗世准则。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不是社会的个人原子化，也不是自私自利。美国人基于小政府观念，反对国家的管制、税收、干预经济，同时在公司、自发性团体、教会、报纸、大学等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性和社会性。个人之间信任度高，但近年来由于左派鼓吹多元文化、共同价值观分裂等原因，社会资本在流失。

中国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强大政府，个体和家庭则处于原子化状态，中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群体。最大的讽刺是尽管提倡大公无私，人们却变得愈发自私。社会主义最为破坏性的后果是对公民社会的彻底摧毁，这一破坏阻碍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和稳定的民主体制的产生。定居美国的一些中国人和以色列定居的苏联犹太难民，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移民更加唯物质且没有公共精神。西方一整套发展完善的售后服务，退换和信用制度，被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滥用。

中国文化，国家、君主大于个人。对比美国的新教文化：上帝最大，上帝和个人之间有直接的交通，在上帝授意下，个人可以反抗一切权威。

一些天主教国家，在家庭与国家和教会等大的集权组织之间，同样缺乏中层社会组织。意大利在历史发展前期中央集权化和专断的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并刻意切除中间组织以控制结社生活。意大利天主教思想与公民社会意识有负相关性：越往南，人们参加弥撒、举办宗教婚礼、反对离婚等行为指数就越高，同时公民共同体意识也越弱。

法国人偏好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结社生活的薄弱，这一现象的历史根 源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法国王权对贵族阶层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以及王权对其他 权力中心展开的系统性压制和管控。

日本在现代化以前，从未被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统治过。传统政治权力分散使民主化和现代化更容易，也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林语堂将日本社会比作一块花岗岩。而传统华人社会则是一盘散沙，每一粒就是一个家庭。家庭之内联系强, 但家庭之外缺乏信任。当社会资本极度缺乏时，家族之间的信任也被破坏，比如传销中的杀熟现在在中国愈发普遍。

德国和日本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高度发达的公共团结意识，两国均以有序和守纪而闻名，都有清洁的公共场所和整洁的家居环境。其成员都乐于遵守规则；对待工作都严肃认真，但却都缺乏轻松和幽默感。长期的的完美主义传统，有精密制造的天赋。两国都以机床和机械师而闻名，尤其是汽车和光学仪器工业。但是它们本民族共同体内的内向团结性使它们对外国人都不甚友好，都因野蛮地对待被征服者而臭名昭著。在历史上，两国都在对秩序的狂热的驱动下走向独裁和权威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