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天说地

勞東燕: 《直面真實的世界》全文
Kotalpa - 09/21/22 19:05

一、引子

躊躇許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總結,要從哪裡寫起。

過去的一年於我而言,算是地過得平靜,少了明眼可見的中傷,也不復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內心的鬱結之處並未消散,同時迷茫之感與日俱增。

記得2019年曾讀到一句話,大意是,2019年是過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時也是未來十年裡最美好的一年。當時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頗有些洞察先機的意味。

疫情之下,歲月靜好的想像終於難以維續,因為兵荒馬亂的日子,距離每個人都幾乎只有一步之遙。就在不久之前,又一個城市經歷了圍城之困。誰能保證,武漢與西安所經歷的一切,就不會降臨到我們自己的身上?即便沒有圍城之困,在經濟下行和失業降薪的風潮之下,誰又知道前方會有什麼遭遇在等著我們?

在一個到處充斥正能量話語的社會,不安感卻像潮水一樣,迅速地在全社會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對自由的追求時常成為被譏諷的對象,而人們對於權力的漸趨集中,對於以安全為名的各式管控,對於以大資料追蹤為基礎的技術統治,日益表現出無所謂甚至是歡迎的態度。

2020年的我,憤慨與感喟都主要圍繞自身的遭遇,試著全面接納在不期然中降臨的中年心態;終究,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或遲或早地要步入中年,從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覺察到的是周遭的變化,對於周遭世界與很多事物,都被迫經歷重新認識的過程。

二、在荒謬中生活

疫情的連鎖反應,加上時局的變動,導致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此起彼伏。

發表一份記錄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種種的日記,得做好被約談的準備。聲援一下因課堂言論被開除的同行,甚至要面臨「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體的接力呼籲之下,好不容易從精神病院出來,最終卻只能在年關來臨之際,選擇從此別離家鄉。

冰天雪地裡,懷胎八月的孕婦在醫院門外坐等流產,而突發心臟病的老人,以必須核酸檢測為由,在無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機會。一位媽媽接到中學放假的女兒,在已通過十八輪核酸檢測的情況下,仍被卡點攔著不讓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頭直到天明。

山東的某位鎮委書記告誡上訪人員,有一百種手段「刑事」對方;河南的某位縣長更是殺氣騰騰地喊話,春節期間要對惡意返鄉者先隔離再拘留。

以上種種,多麼希望只是個例,可惜不是。那位聲稱有一百種手段「刑事」上訪人員的鎮委書記,想必不會認為自己說的內容有錯,而只會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說而一直在做的事說出了口,還不小心被錄了音。的確,她道出的是現實。刑法中多的是手段來對付上訪人員,包括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以及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實務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與女兒一起彷徨街頭的媽媽,曾這樣哭訴:「如果每一個教訓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成為教訓的時候,這樣是不是太慘痛了?……你們是執法部門,但是天理人情呀,我們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訴讓人潸然淚下。然而,在這起事件中,究竟誰是為惡者,誰需要對結果負責呢?答案是沒有。就像當地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回應的那樣,我們無能為力,這個事情也不能說卡點人員做得不對。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穩定為名,宣稱是為了民眾的福祉。可悲的是,無論是醫院的保安還是卡點的人員,每個人都在盡忠職守,猶如螺絲釘那樣,認真貫徹來自上面的規定,同時卻對具體個人的苦難視若無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難的肇因。

單純人性的惡,儘管看起來觸目驚心,其實並不那麼可怕,因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就像重慶那位元男子為實現再婚目的,不惜將一對親生兒女從高樓拋下,誰都會發出惡魔在人間的斥責。然而,制度造成的惡,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現,導致人們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傳染性。縱觀20世紀的浩劫,幾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惡所造成,惡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釀成難以想像的悲劇。

在恍惚中,我聽到國家機器在那裡嘎吱嘎吱轉動的聲音,反應敏捷,運作有序,卻缺乏任何溫情,顯得理性而冷酷。在這樣的國家機器眼中,抽象的群體至高無上,而具體的成員毫無價值。事實上,作為群體的民眾被抬舉得越高,作為個體的成員就愈發地無足輕重。兩種理念竟能並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謬。

荒謬的不止於此。當初以自由為名而得以迅猛發展的網路與資料技術,正在成為新的統治工具,給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鎖。技術本身以造福于社會為名而被大力宣導,但現實中它們經常被用於監控與操縱,包括進行愚弄。

就比如,個人在朋友圈發佈的資訊,不時會遇到只有自己可見的情況,而發佈者往往還並不知情。同時,與主流不同的聲音越來越難以發出,即便僥倖通過發佈環節的審查,也會被技術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術的統治之下,個人被大資料系統所誤傷,也經常不知道找誰理論,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陣之中。

學生時代在王小波的書中讀到花剌子模國信使的故事,覺得匪夷所思。怎麼會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給國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國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壞消息難道會因為信使的不傳達而消失嗎?然而,此種類似於寓言的故事,在現實中一再地上演。

當下的社會治理中,不管什麼層級,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現了相應的問題,而是相應問題是否成為了輿情事件。於是乎,不解決問題,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成為治理中的慣常手段。把任何有影響力的事件都單純地當作輿情問題,導致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多。本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後變成天大的事。

更為荒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鎖的人,不僅不憤怒於自由的喪失,還頗為怡然自得,就像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並且,雖然自己也是被統治者,卻特別善於為統治者著想。一切都是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麼,犧牲他人的權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普通個人為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被迫承擔越來越多的汙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對於他人的不幸表現出不加掩飾的冷酷,甚至想方設法要從當事人的身上找出錯處來。這種下意識的言行,折射出一種頗為微妙的內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們,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於自身的過錯所導致,而我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於降臨到我的身上。

可以說,正是真實世界中安全感與穩定預期的嚴重匱乏,釀生了此類扭曲的自我臆想。當全社會陷入這樣的臆想,被害人有錯論的氾濫成災,也就變得容易理解。只有純潔無辜的被害人才被認為值得同情,而這樣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們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絕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與同理心,在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稀缺,日漸地成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發現需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矯情的同時,我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惘然。直面荒謬,又時常無能為力。所以,儘管早過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與迷茫。

公眾號停更一年,期間除因出版社的提議而發佈過新書的訊息外,沒有專門寫過或推送過任何文章。偶爾有朋友或學生問起,多是以忙的理由來搪塞。但從內心來說,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現在,但凡涉及社會性的問題,我已經完全不知道,言說的邊界究竟在哪裡,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寫些什麼。當202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揭曉,授予菲律賓記者瑪麗亞·蕾莎與俄羅斯《新報》總編輯德米特裡·穆拉托夫時,國內報導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貢獻」,而外媒的報導則是「以表彰二人為捍衛言論ZY做出的貢獻」。不知從何時起,言論ZY竟成為諱莫如深的詞彙。

迷茫還表現在,除了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之外,我不知道這樣的公共寫作有什麼意義。在公知被普遍汙名化的今天,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包括這個時代的青年,都不怎麼歡迎指摘社會問題的知識份子。我看過一段視頻,是一位元年輕女孩挖苦譏諷公知的,被她點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們這一代年輕時頗為尊敬的知識界人物。看完之後,心裡頓覺一陣寒意,不由地想起魯迅先生的小說《藥》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犧牲有什麼意義呢?大概只有作為人血饅頭的意義。他為之付出生命的民眾,就是那樣對待他的。

實際上,不止是公號文章的寫作,甚至於對學術寫作,我也開始陷於意義的迷茫之中。觀察近些年來的法律實踐,發現學術性寫作除了為個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許本錢,原以為的推進中國法治的意義,純屬一廂情願。法學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像學界中人的自娛自樂,表面的繁盛掩蓋不了內裡的空虛與犬儒。在學術日益內卷化的今天,論文寫作的意義往往只在於發表。說到底,在理論對法治的設想與實務對法制的踐行日益背道而馳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論能對實務產生多少影響。

更為迷茫的是,在這一年中,我試著讓自己收斂與合規,但終究發現,很多時候都會被逼到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地步。也許,是我的忍耐力不夠吧。很多事情,但凡還有一點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麼能忍得下來。無止境的忍耐,無原則的退讓,最終會讓自己都鄙視自己,那樣苟且地活著,真是枉稱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話,就要經常處於憤怒的狀態,還可能被認為是麻煩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讓人迷茫的還有,關於努力的意義。一直篤信越努力越幸運的我,突然間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義何在。這些年來,努力前所未有地貶值,就像遭遇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所謂的「貶值」,不只意味著更多的努力換不來更高的收入,也意味著隨著階層提升管道的收緊,拼命的努力也不見得能改變自身的命運;「貶值」還意味著,對很多社會問題所作的努力,難以獲得真正有意義的改善。

就比如,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法界同行與媒體同仁,這兩年在人臉識別的問題上做了不少的努力。兩年之前北京地鐵在準備推廣人臉識別時,因遭遇輿論的反對而擱置;兩年之後北京已有五個地鐵站悄然推行人臉識別,預計很快就將全面鋪開。不止如此,社區、商場、學校等各類公共場合,借疫情防控的東風,人臉識別技術的適用都有愈演愈烈之勢。

如果所做的努力沒有意義,那我們還要繼續選擇努力嗎?然而,不努力又能如何?恐怕只會使處境更為糟糕。所以,就只能在迷茫中忙碌,在忙碌中迷茫。在努力遭遇斷崖式貶值的今天,這樣的迷茫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也無怪乎「內卷」與「躺平」,會成為具有時代標誌性的關鍵字。

「內卷」的本意是不必要的複雜化或缺乏進步的自我重複,對於努力的貶值現象,用「馬爾薩斯陷阱」來形容可能更為準確。不過,「內卷」的字面意思直白易懂,也比較形象:既然沒法對外使力,那就只能捲入內部的過度競爭。在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的情況下,「躺平」也相應成為一種不失明智的處世立場。不再接受打雞血式的激勵,也許是年輕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消極的抗爭,以部分地消解外在環境對個體的規訓吧。

四、在適應中反省

從年輕時候開始,我便認為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只是時間的問題。然而,這種盲目的樂觀遭到了現實的痛毆。眼見著依法治國日益地變成以刑治國,法家主義的法制捲土重來,有時會有悲從中來之感。我不算悲觀的人,但仍難以完全消化外部環境的衝擊帶來的沮喪與失望。我很想兜售正能量,但在春節返鄉也要被冠以惡意的年代,實在是說不出口。在程式化的政治話語漫天飛舞的時代,作為學者,至少應該保持起碼的真誠。一味地回避現實中的種種,終不免淪為虛偽與投機。

我始終認為,與給予虛幻的希望相比,認清與直面現實是第一位的。就像在對女兒的教育上,我選擇讓她看到世界的真實面目,不會刻意掩飾其中的醜陋與殘酷,給她一個修飾過後的美麗新世界。作為初一的學生,我推薦她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讓她自己去思考女性命運與兩性平等的話題。前不久她主動提出要看《辛德勒的名單》,我也表示同意,陪她一起觀看,並且在看完後與她探討,為什麼這樣的影片會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女兒雖然成績平平,在他人看來可能毫不出彩,但在我眼裡,她自有她的出色之處。她對優秀影視作品的鑒賞力與領悟力,遠超同齡的孩子,對於一些政治與社會問題的判斷,也勝過許多腦袋空空的成年人。

直面現實,接受世界殘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須要經歷的過程,不然,心理上就永遠只處於蒙昧的幼童時期。就像有句話說的,「凡是聽不得殘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嬰兒階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對殘酷真相的接納。」

我始終不認為,將各種社會問題擱在那裡,不讓人說破,不讓大家知曉,便是所謂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飾而獲得,連直面的勇氣都沒有,這樣的正能量,未免透著一股掩耳盜鈴式的虛弱。

只是,在直面現實的同時,如何讓自己不至於變得憤世嫉俗或是隨波逐流,是頗費思量的事。在外部環境變動的同時,對個人來說,勢必面臨如何調整與適應的命題。完全堅守原先的自我,會因為與外部環境格格不入而遭受痛苦;反過來,選擇成為變色龍,也終究會由於迷失自我而陷於空虛。在兩端之間怎樣平衡,如何在適應外部環境變動的同時保持獨立的自我,可能是很多人正面臨的困擾。我也是如此。

年歲漸長,終究發現,對任何個人來說,時運都是第一位的。再生猛的人,也強不過時運,中國人喜歡講天命,或許與此有關。但是,特定的時運之下,作為個人仍會有一些選擇的空間。

所謂的適應,肯定不是通過一味地扭曲與改變自身而順從於外部環境。單方面的順從,只會造就苟且的自我。就像法律一樣,作為個人,我們不僅必須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動,而且需要具備自我演進的能力,通過以我為主的選擇不斷地實現自我更新。這正是盧曼系統論所給予的啟發。

相應地,在對外部環境的變動保持敏感並調整認知的同時,需要努力培養內在的生命力,以形成更為強大的自我。一個強健的、具有內在生命力的自我,會更有能力化約外部環境帶來的衝擊,同時拒絕犬儒與投機。

所以,在得知近幾年國內位列TOP2的兩所大學,70%以上的畢業生都選擇公務員與教師等體制內職位時,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時,也感到有些惋惜。表示理解是因為,我知道身邊的這些年輕人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普遍都高度地焦慮;感到惋惜則是源於,選擇體制內的職位意味著選擇了安穩,而安穩的職位通常天花板很低,風險變小的同時自然收益也少。

我特別期望,無論身處哪個年齡層,都不要因為疫情的久拖不決與經濟的低迷下滑,就放棄自己的夢想,降低自我的期待。我們需要做出調整,也需要適應外部環境,但不是通過放棄夢想與降低期待來實現。不應該讓疫情偷走自己的夢想。

就像我的一個學生對我說的,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評時,為什麼要讓高處的眼睛去就低處的雙手,而不是反過來努力抬高雙手的位置呢?因此,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評時,或許值得慶倖的是,自己至少還有「眼高」的優勢,比眼低手低總是要更勝一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所能做的,就是努力讓自己的內心安靜下來,以一種「面壁十年圖破壁」的耐心,在韜光養晦的同時積蓄實力。我對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

回看過往的研究,我關注的命題一直是,如何使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系統適應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反思這種研究立場,不足之處在於只關注「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其實真正需要關注的應當是「良善的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基於此,實有必要對原先的研究立場做出調整。

法律不只是一個功能系統,需要不斷適應外部的社會環境;同時它也是一個意義系統,承載著時代的價值觀與道德底線。因此,在做法學研究時,不僅需要有社會理論的視野,政治哲學的視角也不可或缺,因為後者關注的恰恰是「良善」的維度。當法律人不斷地宣稱民眾應當信仰法律時,其間的法律顯然不應當是法家主義意義上的法律。

在為人處世上,也有一些需要調整的地方。遇到不懷好意的攻訐,以往的我,下意識的選擇會是忍讓退卻與保持距離。可能多少是受了「惡人自我惡人磨」的處世哲學的影響。反思這樣的做法會發現,很多人都是像我這麼想的,總希望有別的惡人去施行懲治。也正是這樣的處世哲學,導致在中國社會吃虧的經常是君子與老實人,而小人與惡人們往往占盡便宜。

可以說,正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選擇忍讓退卻,才讓惡人能肆無忌憚地繼續為惡。在某種意義上,對於周遭環境的日漸惡化,選擇忍讓退卻的我們,其實都負有消極不作為的責任。這並非君子之風,而是犬儒懦弱的表現。以德報怨,那何以報德呢?在不拉低自己的前提下,是應該考慮堅決反擊的。

在微博上讀到一句話:「你真正吸引的人,永遠欣賞的是你驕傲的樣子,而不是你故作謙卑和故作討喜的樣子。」謹將這話送給此刻可能迷茫彷徨的你,也送給我自己。

「如果你選擇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去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聲;如果你選擇不僅與強者為伍,還會同情幫扶弱者;如果你時刻設身處地為那些沒有像你這般地位的人著想,那麼你的存在,將不僅是你家人的驕傲,更是無數因為你的幫助而改變命運的成千上萬人的驕傲。」這是J.K.羅琳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辭中的一段話,我特別喜歡。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願你我都能擁有這樣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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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qq - 09/22/22 12:26

这是几个月前的一篇了,发完微信就被疯了,然后她又去微博,最近微博账号也被禁言了,所有的微博都看不到了。因为她和许章润对清华还改观了,以前总有印象清华很meishang。

外星文明 - 09/21/22 21:36

讲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