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来上海“老克勒”？

作者：庞忠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刮起了一股如火如荼的“怀旧风”。与西方不同，欧美流行的是怀中世纪的前现代生活的旧，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而沪上缅怀向往的恰恰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布尔乔亚风情，隐含着对于计划经济传统的反思。

今天无论上海人还是外地人，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想到外滩“万国博览会”、老洋房、老弄堂、石库门、西式花园、西餐厅、百乐门、仙乐斯、法国梧桐，以及旗袍、钢琴和月份牌式老挂历中的上海。一说起作家，无非张爱玲、徐志摩、张恨水，鸳鸯蝴蝶派。体现上海味道的酒吧、宾馆、饭店、会馆、咖啡馆等几乎都是定格于“老上海”媚俗的文化符号---一身旗袍裹着羊毛披肩的洋场少妇形象，一曲难忘“何日君再来”……

出类拔萃者，当推声名鹊起的“老克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滩出现过的一个贬义的民间称谓“老克勒”（比较准确的沪语发音为“老客腊”），尘封三十余年后，世纪之交忽然“重现江湖”，成为时尚新宠、香花异草。近年来，小说、电视剧、电影，或是电视节日中“老克勒” 灸手可热、称羡不绝，甚至奉为“海派文化”的最高层次，至尊的贵族精神代表；推崇为”音律中一道不可缺少的低音倍司，少了这道倍司，上海旋律的海味就会走了板”、“海派文化的活化石”，“衔接上海昨天和今天的文化桥梁（或称脊梁）”，“上海当今城市主旋律”……

于是乎，一些自以为有“自由、快乐、健康、潇洒”贵族腔调的人粉墨登场，言必称“老克勒”，以至于拥趸成阵。唯恐逝者如斯，无以为继，近年沪上举办了林林总总的“克勒活动”，包括评选今日一大或十大“老克勒”、寻找“老克勒代言人”、“老克勒”式人物访谈、“老克勒”式人物聚会、“老克勒”读书会、大学附中开设高价“克勒班”，出现了一些以“克勒”为名的文化沙龙品牌（“克勒门”）、俱乐部(“老克勒”俱乐部，“老克勒”明星足球俱乐部)、“老克勒”艺术团（乐队）、挂名饭店酒楼……

“老克勒”何谓哉？

百度百科有道：

“老克勒”中的“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所以就有了老克勒一词的由来。旧上海的老克勒，他们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的西方文化的，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

又称：

老克勒从英语Old Clerk来，按意思翻译，应为“老白领”。

克勒（Clerk），是指在政府、银行、律师行、会计行工作的职员。在旧上海，专指在洋行工作的白领。

老克勒，指中年、在洋行工作、高薪、职业安全、有见识、有教养的职业人士。

随后描绘道：

老克勒的生活是悠闲的，雅致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贵族的气息。在上海滩。他们有着宽敞的洋房和漂亮的花园，可以随意的驾驶着小汽车在上海穿梭,他们疯狂的热爱西方的爵士乐，狂热的收集爵士乐的老唱片。他们走路笔直、穿花格子的衬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裤子上的两条熨线是一定要有的、皮鞋一丝不苟擦得非常亮。他们再穷，也会保持一种绅士的风度和生活状态，在想象的空间里，消费西方文化。

老克勒们有着自己的朋友圈子，彼此有着共同的品位，信仰，爱好。平常老克勒们聚在一起，就在洋房里举办舞会。人们喝着浓郁香醇的咖啡，海阔天空的闲聊。或听着悠扬的爵士乐，翩翩起舞。在屋内轻柔舞动的人们，那一刻，旧上海的浮华逼真呈现。

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1945-）教授编著的《上海话大词典》（2008年12月出版）中称“老克拉”（老克勒）为：

“克拉”源自英语“Carat”，宝石的重量单位。在旧时的珠宝店里，司务们遇到三克拉以上成色的钻石宝戒，常会把大拇指一翘，称一声“老克拉”。后用以喻指那些从外国归零见过世面的、有现代意识的、有西方文化学识背景、有绅士风范的“老白领”。再从他们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着眼，又从英语“Colour”(彩色)和“Classic”(经典)引申出其特有的含义附加上去。这个阶层收入较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休闲和服饰的摩登，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追潮中西融合，恰到好处。

曾经写作《上海滩上的老克勒》的已故作家程乃珊（1946－2013）女士，观察了2006年夏天大众书局以5000元奖金征招一名“上海老克勒”的选手表演之后，不敢认同他们的形象举止；认为“不是我所熟悉的老克勒。他们在台上的一举一动，和真正的老克勒相去甚远。”当年11月，她在“何必强求复制历史 --- 论老克勒选秀 ”一文中，提出了成为“老克勒”必备的5项标准：

一.解放前曾经在当时工部局认可的男子学校接受过英语、音乐、 马术等等礼仪和技术的专门训练，要有极好的修养，做到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家庭是否富裕倒不是一定的条件。（他们必是来自上海旧时的几所著名男子中学如天主教圣芳济中学、格致公学、徐汇中学、圣约翰中学和YMCA中学。他们的大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圣约翰大学或沪江大学等教会大学。）

二.必须具备相当的西方文化素养，英语自然是首当其冲，虽然不一定要英文几级几级，但是必须有扎实的基础。

三.拥有良好的艺术感觉，比如对英文老歌极其熟悉，舞技也要精湛。

四.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士，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等职业都可以，但绝不能是蓝领，就算是八级技工也不行。

五.“老克勒”的太太必须是淑女，“大家都说，看一个人的配偶就能知道这个 人大体如何。老克勒的太太不太可能是售货员或者纺织女工，这里决无看轻这些女性的意思，但现实情况是，老克勒们的圈子里几乎是看不见她们的。”

根据这5项标准，程乃珊批评大众书局选出来的那些所谓的“老克勒”们，看起来更像是“老阿飞”。有人在比赛中歪戴着一顶帽子，或者表演倒立着身子唱歌，这些都叫程乃珊看不惯：“这哪里是‘老克勒’，分明是‘老阿飞’，这样的比赛实在是对‘绅士’名号的侮辱。”

另一种说法则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以上似乎言之凿凿的“老克勒”身份，遭到了来自精研上海掌故的专家，以及各阶层诸多上点年纪的“老上海人”严重质疑。

任职上海《新民晚报》的记者、作家钱勤发先生说：“我不是出身于花园洋房里的‘老克勒’家庭，但对‘老克勒’这三个字耳熟得很，孩提时代就听说过，印在脑子里的“老克勒”是有铜钿的上了一定年纪的“白相人”。

对于“老克勒”中的“克勒”是外来语，源自英语“颜色，色彩”（Color）一说，他指出：“上海人都知道，在旧社会，所谓的“彩色日子”，无非是饭店上上、舞厅走走、混堂孵孵、书寓（高档妓院）混混、酒吧泡泡，除此之外，不知‘老克勒’还有什么‘格调’”？

曾经发表《海派时尚》、《黄金荣与顾竹轩：旧上海帮派第一大案揭秘》、《《老上海--并非风花雪月的故事》和《寻找上海“老克拉”》等专著的上海记者、作家胡根喜以为，“以钱(乃荣)先生之论，如此‘老克勒’，别说堪称老上海人之楷模，即便是在今天仍有推崇的空间。不过，此等的上好男人，可有史料支撑否？在我的认知里，‘老克勒’一词的出现并不遥远，它与通常意义上的‘老上海’相去甚远，更与‘老上海’的历史无缘，连叨陪末座的资格也不具备。”

他说：“钱乃荣先生笔下的‘老克勒’过于理想化，有子虚乌有之嫌。为钱勤发先生所不屑一顾的‘老克勒’呢？分明是个‘洋装青皮’，走笔则无趣！”

他又说：“即便如此，我还是赞同钱勤发先生的论断。

“这是因为在好几次联系采访时，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拒绝。有几位上海滩很有声望的耄耋长者，在婉拒了我的采访要求之后，还好心地劝我放弃写“老克勒”。原因说来也很简单：坊问传言的所谓的“老克勒”的定义，不过是对于“Color”的一种硬译，说穿了，那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产物罢了。没有多少历史依据的。 即便如此，以眼下见诸文字的“老克勒”，其概念也大多模糊不清。所谓的“老克勒”，全多也只是人为地杜撰出来的一种另类，是相当上不了台面的。换句话说，稍有些身价品位的、有作为的上海男人，大多不肯沾“老克勒”的光，更不会忝列其中。

“可悲的是，这种臆造的、误人不浅的“老克勒”居然成了一种时髦。”

胡先生又说：“我无意也无权反对别人写作“老克勒”，因为大家都行走在“山阴道上”，观景、品景的角度不尽相同。你在“老克勒”上码不出字儿来，那是你没能耐。再者，胆儿大的，如今都云遮雾罩地自诩“老克勒”，隔三差五地在电视里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连他都不明就里的“老克勒”腔的，大有人在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接触过一些大体符合程女士五大条件的老一辈上海男人，幸存者已届九秩望百人瑞之年。他们上过名牌教会大学，或是海外游学归来，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学术界人士，品格志趣高尚，力求上进，贡献良多。尽管多数人没有资格入党，却为党内领导层赞赏的“好人”一类，得到过不同程度重用，当然也饱受历次政治运动反复折腾，包括戴帽摘帽等待遇。他们通晓英语，熟悉西方文化，必然有所眷恋美国电影、欧美名曲、西点洋餐和“精致生活”等等“旧日风情”，但深明环境时势要求，知所收敛韬晦。八十年代中期，西风再度东渐之际，老人家当中有人托我从美国带回昔日超级歌王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1903-1977）专辑、Maxwell House 咖啡以及国际象棋（Chess）等物事；却不见有谁脱离现实陷入怀旧“狂热”之境，更没有一人同什么“老克勒”沾边的。

笔者交往中，多有家庭出身背景同上，来自上海“大户人家”子弟，五、六十年代上大学，是当时与西方文化渊源最深的年轻一代。他们多为有所作为、与时俱进的专业骨干，经风雨、见世面之余，懂得“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罕有“玩物丧志”余地。如今拜改革开放之赐，多属备受尊敬的耄耋长者，过着体面的退休生活。

这些仁兄和上辈一样，无论在旧社会或新中国，压根儿没有被人称呼过“老克勒”。

上海昔日真正高层次人物，如文化名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经理主管，或是任何当年有身价的花园洋房主人及其晚辈们，哪里有谁自认“老克勒”的？遇人上门寻找“老克勒”，不叫亵渎、侮辱又算什么？

事实上，“老克勒“根本不是什么“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谈不上“最先吸收结合的西方文化的，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

旧上海本无“老克勒”一说。那是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初期，针对沪上一些边缘人物的不雅之称。

一般说来，他们为男性，混迹于上流社会边缘，多不属于旧时上海富贵大户人家，亦非洋行买办上层，未必有定息收入，经济上一时间虽混过得去，也不乏家境凋弊，栖息亭子间脚色。他们懂点旧世道，沾着点洋味，会点洋泾浜，摆弄点洋“派头”，晓得点洋玩意小讲究，学了点场面上凤毛麟爪，精明却未必高明；是以“假洋鬼子”自娱自乐，不甘心等同普通老百姓平实生活，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小人物。他们往往没有专长正业，无所谓上进心、事业心，按社会组成分类，就是无所贡献的“寄生虫”一流。他们再穷也要保持一点自命情圣般的“绅士风度”；但跳舞样子未必一流，甚至有点猥琐，走路也不一定笔直。他们以拥有西方爵士乐唱片为荣，晓得一些西方古典音乐的通俗部分，相当熟悉美国电影，讲起往日好莱坞大牌明星如数家珍；至于具有思想深度的西方艺文史哲类则不闻不问。    

“老克勒”只是新旧上海交替时期众生相的小小一族，他们更多地在想象的空间里消遣着渐成禁忌的西方通俗文化，享受着傲视普罗大众的优越感，通常没有胡作非为的本钱和胆量，其实于人无害，因此比拟白相人，又算不上白相人。今天没有必要刻意贬低他们，但没有任何可以过分推崇的道理。

借助鲁迅式语言，他们是“洋相孔乙己”；借用契科夫式语言，就是另类别里科夫（“套子里的人”），被幽禁在自己的美学生活教义牢笼里。或者说，他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变态的人物群。

五十年代初期，只要不犯事，中国政治生态对于上海都会特色的区区畸恋洋风之辈尚有足够容忍度。反右以后，进一步加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老克勒”们越来越不合时宜，几同旧社会残渣余孽了。待到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三面红旗运动大兴，破私立公、灭资兴无，“老克勒”就此无地自容，销声匿迹。在那没有失业人口的年代，欠缺一技之长、生活渐成问题的“老克勒”，后来多被安排进入一些所谓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加入了非正统工人阶级的劳动群众队伍。

曾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今天谈起当年“老克勒”，无非领导心目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落后群体和问题人物，群众眼里的“老落乔”、“落乔户头”。“落”是指落魄，“乔”是指“乔奇古怪”，“老落乔”就是指多少有点老不正经、花搽搽，行为异于常人，比上海话称之为“痴头怪脑”要轻一点。在近距离接触中，他们像是过往地质年代的活化石，凭着别有风味的谈吐做派，不失其为嘎山湖开心果。

这么说来，上文中列举的一系列英文褒美解释词，还能对上号吗？其实，即便完全按照百度百科、钱教授和程女士下的定义，那Color（颜色）、Carat（量度钻石的单位：克拉）、Class（阶级、层级）、Classic（古典、经典）、Clerk（文员）等等，一点正经依据也没有，都是扯到那儿算那儿；显然各说各话、牵强附会、格格不入、互相矛盾，相当于把“老克勒”地位附庸高雅的想当然“硬装笋（榫）头”而已。

那么，“老克勒”一词有何来头呢？

正如上海话里头许多骂人专用词（例如瘪三、赤佬、码子、拉三、戆大、邋遢、蹩脚、肮三等等）一样，“老克勒”可能有其英文出典。但除了“硬装笋头”，还有什么贴切的可选项呢？

Clutch该算一个。

英语中汽车离合器或其踏板叫做Clutch，谐音“克拉子”。Clutch也有抓紧、突然抓住、一群，一批、一窝蛋等涵义。

上海话形容旧机器（老爷机器）噪音为“克勒克勒”（客腊客腊），或“乞力克勒”（极力嘎啦）。

离合器，是把汽车或其他动力机械的引擎动力以开关的方式传递至车轴上的装置。上海早期接触舶来机器的老师傅，常常直接用洋泾浜英语称呼那些尚无正式通用中文译名的部件或整机，例如倍令（Bearing，轴承），布斯（Bush，轴瓦），匹斯通（Piston，活塞），阀尔（Valve，流体输送系统中的控制部件），靠背轮（Coupling，联轴器），引擎（Engine，发动机），以及马达（Motor，电动机等机械驱动设备）等。客腊子（克拉子或克勒子）就是离合器的一种叫法。香港俗称极力子，日文叫作克腊机（kuraqti）。

现在台湾台北市大同区兴城街有家专业汽车离合器轴承制造商，就叫做“克拉子轴承企业有限公司”。

由客腊客腊作响的过气外国老爷机器对上这个上海味道特浓的专用称呼“老克勒”（老客腊，老克拉），较之前述那些“可能的”英文词源是不是更具“适用性”？

爆出冷门的是杰出上海女作家王安忆（1954-），1995年写就一部哀婉动人，跌宕起伏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和电影。小说中出现了一位1985年时年方26岁的“老克勒”。此人父母都是勤俭老实的职员，本人长在红旗下，从未经历旧上海生活；家居虹口一处老式弄堂房子，自己住在三层阁。他在一所中学做体育教师，没什么事业心，在校少言寡语，与同事没有私交，只是“看什么都是老的好”。

无论直接间接，这位“老克勒”同程女士的五项标准压根儿搭不上界。

《长恨歌》里写道：

---他总是无端地怀想四十年前的上海，要说那和他有什么关系？有时他走在马路上，恍惚间就好像回到了过去，女人都穿洋装旗袍，男人则西装礼帽，电车“当当当”地响，“白兰花买”的叫声莺啼燕啭，还有沿街绸布行里有伙计剪布料的“嚓嚓”声，又清脆又凛冽的，他自己也成了个旧人，那种梳分头、夹公文皮包、到洋行去供职的家有贤妻的规矩男人。

---人们都在忙着置办音响的时候，那个在听老唱片的；人们时兴“尼康”、“美能达”电脑调焦照相机的时候，那个在摆弄“罗莱克斯”一二○的；手上戴机械表，喝小壶煮咖啡，用剃须膏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穿船形牛皮鞋的……

这种“怀旧”喜好，很像自我设套的矫揉造作，实则“叶公好龙”。“老克腊”与芳龄57岁，在他呱呱坠地之前十多年早已戴上“上海小姐”花冠，比自家姆妈年纪还大的王琦瑶，陷于见不得光的忘年畸恋；身心交融后，才发现“那似水的岁月，他过桥，他渡船，都是赶不上了。”--- 终究是个泡影。

作者说：“《长恨歌》里描写的老上海其实是引子，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基本上靠想象。我所关心的真正的故事发生在80年代，她与老克勒的感情才是我想重点描写的。”

说到“她与老克勒的感情“，被欲望扭曲了灵魂的老妇人王琦瑶，“四十年的罗曼蒂克是那么可怜的结局”，最后将现实生活寄托于活在灵异梦幻中的那个八十年代青年。“老克勒”对老女人王琦瑶终于只剩下了廉价而虚无的同情。当她拿出自己最后的一切---当年包养者李主任留下的盛有金条的西班牙雕花木盒来换取“给她几年时间”陪陪她时，“老克腊”终于获得了“勇气”，从“怀旧”绮梦和“末世情爱”中逃了出去。

《长恨歌》改编电影时，导演把逃之夭夭的“老克勒”请了回来，当了意外“失手”杀死王琦瑶的凶手，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旧梦与欲望交织的荒诞大结局。

《长恨歌》里的“老克勒”，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年纪偏执狂的绰号而已，铺垫成了一则历史陈迹回光返照幽灵式故事。看似非常小概率事件；但从人文科学价值而言，26岁“老克勒”的人物形象具有镜像符号的意蕴，代表一类非理性的“上海怀旧”欲望，有所警示所怀之旧“不可复制”、“不可亵玩”，作为一个转型时代的社会现象折射和诠释，反而远较那些莫名其妙移花接木近乎虚妄的当代“老克勒”来得鲜活和真实。

至此，已见出现三个“老克勒”版本：

1. 五、六十年代上海人贬称的“老克勒”。指有点腔调、功架、派头，洋相十足的游手好闲之流。与老混混、白相人、洋装青皮、落乔户头，五十步与百步耳。

2. 《长恨歌》里隐喻的影子式“老克勒”。

3.  重新定义、描绘和追认的荒唐走板的“老克勒”。

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漫延着一股肆无忌惮的怀旧氛围。一个新兴的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要寻找一些历史的榜样传承；本属五、六十年代上海人贬称的“老克勒”，就此被有意无意追加新的内容，点化、扭转、改造、放大成为形容旧上海上层社会遗老遗少里头西化精英人士几乎无所不至的溢美之词。

这种自我定义的新版“老克勒”被炒热了起来。但是，熟悉旧上海，接触过真版“老克勒”的知情人，包括邻近的苏州、无锡等地的老一辈人，并不认同“把历史当作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听说时移世易，咸鱼翻生，“老克勒”被晋封为海派至尊贵族，只能摇头撇嘴了。

至于程女士五项标准中人，他们与不登大雅之堂的“洋装青皮”式的“老克勒”不一码事，却像作者祖辈著名银行家出身圈子里的品味高雅绅士（淑女）型人物写照。他们是旧日上海租界背景下境遇优越、学养超群的西化精英阶层幸运儿，有生之年何尝与不体面的称呼“老克勒”有过丝毫瓜葛？今天凭什么落到不伦不类张冠李戴歪戴帽子“老克勒”？

游离真实历史之外的移花接木 “穿越”之作，也许出自善意的揣摩，作为引申比喻、自娱自嘲，无可无不可乎；但杜撰渲染，倒写历史，抬高到了海派文化最高层次，至尊贵族精神代表那样的高度，并且大加倡导，引来一群慕名跟风对号入座的 “老阿飞”，不是莫名其土地堂吗？如此奢谈“高尚生活”（Noble Life），可不是架空了“海派文化”，将那可歌可泣的巨变时代引领精神和文艺潮流的大师们，以及魅力无限的普罗大众文化置于何地？竟有多少学术严肃性可言呢？

胡根喜先生还说：“海派文化的包容性很强，要包容一个“老克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要把“老克勒”称为海派文化的脊梁，这就要让人笑掉大牙了。”

“必也正名乎！”

今日沪上，“老克勒”已与“海派文化”捆绑一起，难分难解，甚至不客气地充当“海派文化”的最高级代表了；那么，试图涉及“海派文化”以至它的精神要素这个大命题时，最好先把“老克勒”的来龙去脉、真假是非理清楚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