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软埋》，真相比小说更惨烈

读书札记：方方《软埋》--中国革命，真相比小说更惨烈

思芦

读罢方方的《软埋》，有鲠在喉,不吐不快。小说描写了四个家族。其中三个家族是地主，一个家族是中共高干。四个家族的命运互相交织。三个地主家族在土改中被残酷斗争，家产被抄，几乎被灭族。现在该书在大陆已被封杀。

《软埋》被批判为编造故事为地主阶级翻案，否定土地改革政策。《软埋》作为小说其情节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是主要情节来自于土改中许多地主们的真实经历的提炼。实际的土改比小说中的描写更加惨烈。方方在小说后记中说《软埋》的故事来自她朋友的母亲的经历。朋友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后给人做保姆。患老年痴呆症后，依然清晰地说：我不要软埋。方方的大姨也有类似的经历。方方去过许多地主的大宅和庄园并访问过当地的村民，了解当年往事。写小说前，方方专门去过小说中所写的川东，查阅土改相关的资料。《软埋》中的很多情节都直接来自于真实。比如书中的大水井李盖五就是真人真事。烧书的情节来自于大水井李孟洋的书画（包括不少珍本）被10个人专门焚烧，烧了半年才烧完。

作家谭松走访了川东的十二个县市，访问了四百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写了一本《血红的土地》。书中记载的土改比小说的描写更惨烈。宣布一个人为阶级敌人后，就可以合法地对他（她）发泄兽性。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人们的残忍是无法想象的。向地主逼浮财时，地主们受到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这个酷刑在《软埋》中提及，但方方不敢具体描述。即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等等。

中共在农村依靠的中坚力量是流氓无产阶级-农村的地痞、流氓、恶棍、懒汉们。革命给了他们合法耍流氓的机会。强奸轮奸发生频频。忠县的梁文华，被十多个民兵抓去轮奸致死。他们强迫地主的女眷脱裤摸下身，将异物插进下体。二十岁的黎琼瑶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奶头，她无法忍受跳堰塘自杀。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

方方自己陈述，她并不反对土改。《软埋》甚至为中共的土改政策做了一些辩解：矫枉必须过正；基层群众激情万丈，控制不住等等；书中的受害者后代都选择了忘记过去向前看，与历史和解的立场。我看过方方2001年写的《到庐山看老别墅》散文集，当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她的观点相当正统。从左派角度看，她属于自己人。但是作为作家，她同情地主应该是出于良知和人性的自然迸发。其实在读过的土改小说中，我更喜欢洪峰的《模糊年代》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前者写了东北的土改，比川东土改还要残酷。小说揭示了中共土改的真实目的：四野在东北农村，开始没有民心，农民发动不起来。中共领导一批农村流氓无产阶级把整个村的地主富农全家男女老少用铁锹锄头统统砸死。用血腥激化农村矛盾。杜绝了农民对国民党军队打回来的观望和担心。征集到大批兵源，从而奠定了东北的胜利。《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在地窖里藏匿从枪毙中余生的地主公爹。这两本小说对土改的本质刻画更深刻，批判和反思更强有力。对革命和人性的冲突有入骨的刻画。与之比较，《软埋》缺乏自觉的批判。也许现在经过小粉红们的教育，方方已经开窍了。

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不激烈。如孙中山所言：中国人通通是贫，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刘文彩，牟二黑子的宣传已被证明多是编造。中共自己的调查表明，土改之前，拥有五十亩以下的农户占比95.18%，占土地的66.14%；而一百亩以上的农户占比1.34%，占土地的17.87%，千亩以上之户数占比0.02%，占土地的1.57%。梁漱溟在河北定县调查发现，90%以上人家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2%，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软埋》描写的川东地主每人平均只有14.59亩。而民国时期的人均耕地是3.11亩。民国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买卖和租佃。大部分地主都是省吃俭用善于经营的农民，或者官宦文教工商人士，出于传统以土地为本的观念，用在外面挣的钱在家乡置地。他们大部分是自耕农，也雇长工和短工或者土地出租。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自由的租赁或契约关系。没有人身依附的强制。这种关系和今日中国的资本雇佣关系没有实质性区别。中共说地主和农民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却不敢说这样的关系在今日中国大量存在，因为这会从根本上推翻中共闹革命打江山的合法性。

共产主义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分田地、均贫富也是历来农民造反和革命的口号。所以土改自然地被列入中共党纲，作为革命的目标。国民党在台湾成功地进行了和平土改，既避免了激化社会矛盾，又为将来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当中共掌握国家机器后，即使不像台湾一样用赎买方式和平土改，仍然可以采用非暴力，不杀人的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暴力土改在中国既不合国情，亦非必要。中共选择暴力土改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权力上台。

刘少奇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暴力革命大多以嗜血来号召群众，反对复辟，巩固新生政权。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曾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 刘少奇说“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暴力土改不仅让分到土地的农民感恩，同时让农民双手沾血，缴了人头投名状，从而死心塌地地入伙，退路被断绝，和中共绑在一起，共同进退。中共以保卫胜利果实号召农民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东北土地改革后，中共在东北的部队从10余万发展到310万，民工160万，从而占领了整个东北。

第二个原因是杀人立威，打开僵局。中国农村矛盾并不激烈，地主和农民往往同宗同姓、沾亲带故。很多地主都读过书，受中国儒学教育，讲究仁义礼智信，睦邻乡里。中共搞土改，面临的困难是农民们不觉悟，“革命积极性”不高，这在红色经典-小说《暴风骤雨》中都有描写。农民们认为瓜分别人财物的行为是土匪行径，违反道德。很多人都反感、担心、怀疑和观望。中共发动村里的无赖流氓拷打和杀死地主富农，杀鸡给猴看，用血发动群众。为了杀人立威，上面的政策要求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川东土改有600多人联名保李镇宇，说他不该杀。区土改工作团说，“解放后他还有这么大的势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势力，杀！” 这说明土改杀人并不是由于基层群众过火了，而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杀人指令。毛泽东估计“十分之一的农民”（大约五千万）在土改中会被打倒。保守估计土改中至少有两百万人被杀。

土改是中共起家的大旗和标榜，打江山和坐江山的宣传。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土改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揭穿土改的真面目，粉碎中共立国最正的宣传，推翻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暴露了习近平的所谓不忘初心，不过是对权力的贪欲，无异于挖了中共的祖坟，扒了中共的底裤。